流亡印度的藏人团体四日在达兰萨拉郊区的麦克罗干吉（McLeod Ganj），抗议中国政府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还有没有未来的可能性？最核心的关键是香港人民集体的意志。从地缘、历史、文化的接近性而言，台湾与中国都分别提供过为争民主冲撞威权体制的经验前例，台湾的成功与中国的失败，正源于此。
针对所谓香港人民集体的意志，较精确的说法是：反对力量的政治领袖们是前仆后继？或者是恐惧退却？更残酷直白的说法是：有多少人愿意为香港的自由与民主牺牲？
可以与正受到国安法高压胁迫的香港提供前路的，在台湾是一九七九年在高雄发生的美丽岛事件，在中国则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这两个历史关头，在事发后都有庞大的国际声援，甚至严厉的经济制裁，在对付当时的独裁政权；因此，今天在看待香港今后的前途时，世界各国现在联合起来一致给予北京当局足够有效的报复行动，这些是最基本的，也是必要的，然并无法天真地以为今后外界持续的关怀作为就足以令其改弦易辙，这个结论应该是清楚的。
美丽岛事件四十年后的台湾，何以可以走到这个局面？中国却在天安门事件三十多年后不仅依旧原地踏步，而且还将专制统治输出到香港？差别在于台湾人到底要什么，以及中国人究竟在想什么。同样的，香港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这个答案，也必须由当代的香港人来回答：他们将如何面对中国中央直接没收香港原有的自由与开放？
无可讳言，港版国安法在七月一日施行后，已经逐步发生了寒蝉效应，这个现象主要透过几个方式来呈现，一个是“外逃”，港人接洽庇护与移民的询问度、甚至行动力大增，对于反抗运动来说，尤其具有指标意义的是“香港众志”创办人之一的罗冠聪脱港赴英，尽管他声明：国际战线是必须要捍卫的领域，但是所有从威权走向自由的人都知道，民主运动一旦脱离了土地，就像失根的兰花，再有多大的美丽，最终都将失去生命，是起不了绝对作用的，就如六四血腥镇压之后流亡各国的中国民运人士一样。
另一个则是“噤声”，也就是走不掉或不想走的港人，忌惮于中国果真已经揭开“一制”的真面目，开始选择明哲保身，以苟活于乱世，这显示在走上街头的抗议者人数慢慢变少，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压制上面，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港警连日强力扫荡之际，仍继续参与九龙东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勇敢四处拜票，竟遇到哭求他离开的选民，足证在香港流窜的害怕与肃杀，真实可见。这也凸显了黄之锋的选择，格外不易且可贵。
民主与自由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台湾即使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先以叛乱罪判处死刑的施明德，得以在国际奔走下改为无期徒刑，黄信介等七人分别处以十四年与十二年的重刑，也并未因此就让专制政权收手，次年仍然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林宅血案，以及一九八一年的陈文成命案，甚至是一九八四年在美国的江南命案，说明了附随独裁者的爪牙铺天盖地的愚忠被错置为取义的可怕。直到一九八六年蒋经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终于透露将解除戒严，之前的那段黑暗时代，党外运动多年的冲撞始终未懈，是很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启蒙动力。同理，此后的香港社会，存不存在类似的周旋力量？也将是香港存续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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