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泳装之都”在萧条中等待市场复苏

兴城的海滩。兴城是中国的一座小城，它宣称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泳衣产自这里。

世界上最期待夏天的地方可能莫过于兴城了，这是一座悠闲的海滨小城，偶有几座高楼点缀。

烈日，冷饮。漫长慵懒的海滩时光。

但最重要的是，泳衣。

兴城是中国东北沿海地处一隅的工厂小城，它生产的泳衣出口到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据它自己估计，它的产量占世界泳衣的四分之一。但在今年，当中国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而迫使人们待在家里时，兴城的泳裤、比基尼和连体泳衣生产也陷入停顿。

然后，就在中国开始复工时，疫情变成了大流行，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封闭。兴城的泳衣需求枯竭了。重新开放的工厂和车间——口罩、消毒剂和体温检测都很到位——几乎无工可做。

有些人考虑改为生产其他有弹性的服装产品：瑜伽服、潜水服、摔跤服。但这意味着购买新材料，寻找新供应商，甚至可能投资新机器。基本上要重新开始。

“都没有工作做，都不挣钱，”42岁的姚海伏说，他在兴城的泳衣厂工作了十多年。“提起来就一个字，难呐。”

“都没有工作做，都不挣钱，”在兴城一家小工厂里缝制泳衣的姚海伏说。

姚海伏灵巧的双手在缝纫机上熟练地缝制霓虹色的面料。马达发出呜呜的声音；线头在机器上进进出出，不住颤抖飞舞。工厂里，他的同事们一排一排地坐着，身边是一堆堆泳装的半成品。

全球经济萎缩对中国庞大的出口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中国6月出口同比增长只有0.5%，尽管整体经济反弹较为强劲。然而随着中国的工业城镇逐渐复工复产，兴城可能比大多数地方需要更多时间。

在全球范围内，泳池、海滩和水上公园的重开都相当谨慎。旅行和旅游业基本上仍处在萧条中。在近代历史上，人类对新泳装的需求也许从来没有这么少过。

花纹样本。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018年，兴城生产了价值20亿美元的泳衣。

姚海伏车间里的泳衣。一些工厂考虑生产其他有弹性的服装，比如摔跤服。

因此，在基本错失一个旺季的情况下，兴城的工厂正靠着零散的订单勉强度日，等待世界各国政府控制疫情。等待恐惧的消退，等待经济的好转。等待更多的人冒险回到水中——哪怕只是拿着饮料待在水边。

“国外和国内一样，消费能力还是没有，”做兴城泳装出口生意的商户郝静说。

即使在中国，兴城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城市。但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它在2018年生产了价值20亿美元的泳衣。新华社说，这里共有1200家泳装公司，从业者多达10万人，占当地居民的五分之一。

乍看上去，这里不像一个专门生产海滩服装的好地方。

兴城地处渤海之滨，大多数中国人一想到这里，就会联想到雾霾和严冬，而不是短裤和花卉图案。

比基尼小镇是兴城泳装企业和展厅的扎堆地段。

但是对于生活在附近的人来说，兴城是观赏海浪的好地方。夏日温度宜人。早晨的空气污染到了中午就会消散。一年有2600小时的日照时间——虽然不如迈阿密，但总比爱丁堡强。

这里有卡其色的沙子和青蓝色的海水，还有一条宽阔的木板路，晚上会亮起灯光。人们在沙滩上摆好桌椅，吃鱼、喝啤酒。长长的栈道伸入大海，尽头有一座漂亮的亭子迎风而立。工厂区开车很快就到。

姚海伏宽大的娃娃脸上顶着一头卷发，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楼上的小工厂里缝制泳装，这个工厂大约有40名工人。他比几个月前要忙，那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有订单。现在，很多晚上，他甚至还要加班。

“消费能力还是没有，”在兴城向国际买家销售泳装的郝静说。

新华社说，当地1200家泳衣公司雇佣了多达10万人。

但是姚海伏觉得，他参与生产的服装大部分进了仓库，而不是马上就能卖出去。他说，现在泳衣品牌还只是在囤货，以备顾客再次想要购买。

“一旦有需要就推销这些单子，能补上这段时间的空缺，”他说。

赵阳在兴城的公司雇了大约70名工人和设计师，虽然业务并没有真正增长，但是泳装订单又开始零零散散地到来。他说，最近没有新客户来找他。他仍在忙着处理自己春节前为繁忙的春季生产购买的大量面料，然而这样的繁忙未能出现。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里陪伴家人，等待经济的好转。

“生活节奏慢点也很好，”39岁的赵阳说。

姚海伏说，泳衣品牌的库存仍多于销售。

兴城的泳装产业在1980年代开始起步，当时中国民营企业刚刚兴起。

根据当地作者韩文鑫撰写的《泳装和这座城市》一书，附近村庄北关村的居民在家里缝制泳衣，并开始在兴城的沙滩上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建立了工厂，商人开始将商品销售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北京、俄罗斯、南非等等。

随着业务的增长，兴城举办了泳装展览会和伴随着动感节奏的时装秀。如果去年你在纽约的时报广场，可能抬头就会看到兴城泳装行业的宣传短片。

在诸如郝静等中国东南部义乌批发中心的商人帮助下，兴城销往世界。

她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阅读有关疫情的新闻，生意不多。迪拜的一位客户表示有兴趣购买一些泳衣，但从未付定金。印度的一位买家暗示想下订单，但没有执行。

齐雷在通风良好的兴城工厂雇用了大约10名员工，在这里，工业机器在与房间同样长度的桌子上切割面料，然后将这些面料缝成泳衣。在他的工厂，到处都是成卷的布匹、塞入巨大塑料袋的布料，颜色和图案五花八门，从绿松石色和蛇皮花纹到人字形背景上的热带花卉。

他说，订单找上门来——他正在裁剪很多比基尼。但他能看到城里的许多工厂并没有那么幸运。一些工人仍在家赋闲。

他说：“因为今年疫情，只要做生意基本都是赔。”

齐雷拥有一家泳装面料裁剪加工厂，他说他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感到担忧。

齐雷以帮助兴城为世界制造泳装而感到自豪。但他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感到担心。他说，年轻人不想再缝泳装了。他们不像前辈那样愿意咬牙努力工作，即中国人所说的“吃苦”。

“基本上干这个行业的都是20年前的小姑娘，”齐雷说。“现在都岁数大了。”

齐雷手下的一个工人。如果业务没有起色，“我可能就得省着点凑合过了，”他说。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工厂建立在人们行动迅速和良好的适应能力之上。来自农村的人们涌入城镇，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可以用他们的技能取得的机会。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非常快，这使得人们不会拘泥于任何工作或行业。

如今，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区，疫情正在重新考验这种韧性。如果夏天过去了，泳衣的销量仍然没有很大的增长怎么办？兴城会怎样？

“假如说一年不做想维持下去只能说凑合用钱呗，”齐雷说。“没有别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