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介意人们总是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GDP）已经爬到香港头上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以此回应港深竞争。有人欣赏特首从容豁达，既理解深圳前途无可限量，也愿意放下香港身段携手并进；不过，有更多人介意特首的“不介意”，因为面对赶超和衰退，她无心反思施政不足，也无斗志奋起直追。
“介意”林郑月娥“不介意”的，相信还有南下出席庆祝大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盛讚深圳改革开放成就、赋予深圳全新历史使命时，两度谈及“一国两制”，明显意在香港。首先，赋权深圳深化改革，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寻找范例；其次，赋权深圳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制，与香港资本主义一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最后，赋权深圳积极推进与香港同城，共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缔造“一国两制”新典范。然而，如果林郑月娥“不介意”深圳的反超和香港的落后，自然也读不懂习近平对香港的弦外之音，遑论可以痛定思痛、做好“港人治港”。
习近平6,000多字的发言，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结构：
先以“五个历史性跨越”呈现深圳四十年来的成就——由边陲小渔村到国际大都会、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由开放进出口贸易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由经济开发到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由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
再用“十个坚持”总结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共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以创新赢得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权、谨记改革成果是为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使法治成为特区发展重要保障、平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以促进与港澳融合发展、在全国一盘棋中发挥经济特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最后向深圳提出“六个要求”——贯彻全新发展理念、全面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创新思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为改革目标、积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深圳改革与“一国两制”有何关联？
无可否认，从字面上看，习近平谈及“一国两制”的篇幅并不算多，但若仔细咀嚼有关字句，不难看出其份量之重——例如，在总结深圳成功经验“十个坚持”时，强调当地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重要；又如，在赋予深圳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前，明言中央去年之所以部署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工作，是希望深圳藉此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从而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不少人定会疑惑，“一国两制”向来被视为香港与澳门的事，究竟与深圳何关，又何须依靠深圳“全面准确贯彻”、“丰富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一国两制”的深层意义 内地、香港、澳门同时实践两种制度
在回答有关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上周三（10月14日）庆祝大会的嘉宾阵容。当日在主席台上，除有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任香港或澳门特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和何厚铧，以及现任港澳特首林郑月娥和贺一诚之外，还有主管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被视为中央经济智囊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央组织部长陈希、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一众党政军高层陪同习近平南下出席深圳特区四十周年庆典，当然并不奇怪，但主管港澳事务的韩正、夏宝龙和骆惠宁等人的出现，就别具意味——明显地，深圳不再是个普通的经济特区，而被提升至丰富“一国两制”的重要地位——因为“一国两制”从来并不只是代表香港和澳门拥有有别于内地的一制，而是在内地、香港和澳门共同拥有并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特区特色资本主义，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和更新。
表面赋权深圳 实际敲击香港
事实上，深圳的成长和腾飞，的确曾经与香港息息相关，但目前已经自成一格，找到自己的发展规律。在1979年，深圳GDP总量只有1.96亿元人民币，后来以香港为师，学习香港的土地开发、城市规划和市场经验，又借助毗邻香港的先天优势，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合作关係，製造业得以急速崛起，到2010年GDP已追上香港一半；后来，深圳历经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成功变成创科重地，在2019年，GDP已达到2.69万元人民币，超越香港的2.5万亿元人民币等——这种蜕变与香港没有太大关係，而是凭藉“滚动规划”和“适度超前”两大原则随机应变，并时刻谨记要将经济收益有效转化为惠及大众的社会资源，为居民打造更加公平而优质的生活环境。
有人又会疑惑，既然深圳已形成别树一格的发展规律，日后可与香港各自安好，为何需要深化港深合作？港深合作又可如何丰富“一国两制”的新实践？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副教授田飞龙日前撰文解释，从发展方向而论，港深关係是“一国两制”的最佳缩影，具有辩证互补的长期优势，而最终发展方向既不是过去想当然的“大陆香港化”，也不是反向的“香港大陆化”，而是香港与内地共同面对全新改革任务和全球化挑战的互动融合；至于政治哲学层面，港深关係具备“一国两制”转型发展的方向性意义，体现“一国”对“两制”的包容、辩证、智慧、以及互动融合的宪制秩序的生成过程。
那麽，实际操作上，究竟应该怎样深化港深合作，从而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这就不得不提习近平谈及“一国两制”的发言当中，表面上是赋权深圳，实际上是敲击香港的三大弦外之音——推进港深同城、改革资本主义、做好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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