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l Mokyr在他对经济增长史的里程碑式研究《财富的杠杆》中指出，“新生儿有望享受的生活水平的最佳预测指标，是他或她出生的地方的偶然性”。

20世纪下半叶，拉美、非洲和亚洲出生的婴儿，北美和西欧出生的婴儿相当于中了彩票。

但过去30年中国收入的快速增长正在威胁这种相对地位，重塑消费、能源流动、贸易、投资、旅游和军事支出的分布。

对于北美和西欧的工人、选民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收入、消费和能源平衡的变化正在加剧一种“衰落”感，并在如何最好地应对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同样担心相对于德国和美国的衰落，以及二战后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衰落。

英国是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当其他国家经历了自己的革命并开始迎头赶上时，政策制定者试图寻找一种恢复其先前优势的策略，但从未找到。

英国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持续增长，比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任何时候都要快，但该国的精英们却痴迷于其他国家更为快速的增长，尽管其基数较低。

正如英国所发现的那样，先发制人的优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相对于其他国家，当它们变得更加成功时，英国必定会变得更弱。

经济历史学家David Edgerton写道：“即使英国拥有最高效的工人、最无情的企业家、最具创造力的工程师，英国的经济也会相对衰落。”

尽管如此，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开始沉迷于试图找出国家衰落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崛起

中国快速增长的收入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正在引发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同样的焦虑。

1990年至2018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实际增长了56%，而中国在一个非常低的基数上增长了960%。

1990年，以美元计算，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中国的70倍，如果按各国物价水平的差异进行调整，则几乎是中国的25倍。

到2019年，以美元计算，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仍比中国高6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高出4倍。

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已经严重扰乱了国际力量平衡，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而且是少数几个收入相对增加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墨西哥和巴西的收入相对保持了基本稳定，这意味着权力的分配基本上是稳定的。

自199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是仅有的两个相对收入显著提高的大型经济体。印度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低得多。

中国相对收入的迅速增长，正在造成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崛起时同样的紧张关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开始担心日本在制造业、国际贸易、先进技术和海外投资方面的主导地位。

但中国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而且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没有融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从而有助于应对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

竞争

中美两国及其盟友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可能会刺激两国更快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大多数经济体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自然地接受能够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激进创新，因为重大创新会产生输家，也会产生赢家。

潜在的输家往往可以争取政府来阻止这一进程。然而，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可以鼓励政府支持旨在促进国家经济和实力的创新。

“担心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的国家更有可能受到‘斯普特尼克效应’的影响，即发现一个社会在技术方面已经落后，因此受到威胁，”Mokyr说。

“从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到明治时期的日本，再到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的美国，各国都开始努力推进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采用的技术。因此，国家间的一些竞争对技术进步是有益的。”

但是竞争的程度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不像经济竞争……政治竞争可能退化为军事扩张、战争和破坏，这可能会导致政治竞争不能产生任何可能的有利影响。因此，国家间竞争的优势和危险之间显然存在着微妙的最佳点。”

挑战在于如何防止竞争——在相对收入和权力平衡中的地位——演变为军事对抗，使每个竞争对手都担心自己的生存。

在过去，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在位者的迅速崛起经常导致武装冲突。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认为，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时任大国与迅速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

在上个世纪，它助长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现在它威胁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如果中国继续追赶西方，竞争和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这种竞争，防止它演变成具有破坏性的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