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真的是最好手段吗？

出门数日，昨晚回上海了。一路都还顺利，只除了行程末尾两三天稍为惊惶——但这也算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切身的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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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10日）一早，我从广元坐第一班车到剑门关，结果却被挡在外面。出示随申码没有用，要看“行程大数据”，这还是我一路上遇到的头一遭。扫码出来，箭头是绿色的，正以为没事了，那人一看：“哎，不行，你不能进。”

为什么？他指着右下角：“你看你这里是红的。”

接下来就是费口舌了。怎么解释都没用。上海昨天爆出一例，上海人就不能进，不管怎样，你的行程卡已经变红了。你体温正常又怎样？病毒有14天潜伏期，有假阴性，你不懂吗？你说你没去过爆出病例的浦东祝桥镇营前村，怎么证明？何况你身份证还是浦东新区的呢。你说你没接触过病例，你怎么知道？你难得来一趟，对不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也算是领教了剑门关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没奈何，只能找个地方自己坐着沮丧一会儿。微信上和Suda说了此事，这次原本就是她和上海自然观察组织的20多位朋友一起去唐家河，约好了当天黄昏和我在广元会合。得知了此事，他们也都惊惶了，因为好多人原本都打算在广元住两天，宾馆都预订好了，结果打电话一问，宾馆已拒绝接待上海人了；接下来要去西安，西安的酒店也不让住了。

后来Suda说：“虽然你自己在剑门关吃了闭门羹，但也幸亏你这个消息，不然大家就惨了，所以你还是立了一功的。”他们在唐家河-青川的行程未了，按计划要午后五六点才到广元，如果吃完饭再去酒店，恐怕都要露宿街头了——因为广元飞上海的最晚一个航班是晚上8点。几乎所有人都立刻退订了房间，改签机票，仓皇飞回上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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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突如其来的遭遇，虽然也听说过，但亲历之下才感受到那种惶怖：这是你出发前都无法预料的事，行程过半时，忽然浦东机场的一个搬运工确诊，然后所有“14天内上海接触史”的人就都有了嫌疑，被挡在景区外面还是小事，甚至都可能面临没地方住的窘境。

3月初，在疫情最紧急时，我就曾写过一篇《我们都是湖北人》，认为“一刀切”的防控办法几乎很难没有误伤，又由于疫情在不同地方随机性的爆发，像当时的湖北人那样饱受歧视的遭遇，随时可能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这一次是湖北人，下一次谁说不会是你我呢？”

那天在豆瓣上说了一嘴在剑门关的遭遇，底下有嘲讽的（“上海人也有今天”），有好心的（“我家就在广元，你来我家住吧”），有庆幸的（“刚好可以不用去上海出差了”），更多的则对这种一刀切的简单粗暴做法感到恐惧、厌恶——连上海也只封了事发的营前村，但到外地却变成了“14天内上海接触史”乃至“上海人”都一律拒之门外。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声音是：“你说‘一刀切’不好？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中国正是靠这个才避免了国外那样失控的状况！”

像这样辩护的声音一直都有，它假设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就是一刀切，要么就是失控。确切地说，它并不是否认一刀切没有代价，只不过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如果说反对者在意的是“不要为了‘不可放过一个’而‘错杀一千’”，那么这种观点则强调“只有不惜‘错杀一千’，才能做到‘不放过一个’”。

换言之，这里真正的争议点不在于有没有代价，而在于这个代价是不是值得付出。此时，有些人相信，每个个体都有其价值，不应该被牺牲，而要达到目的，也并不是非得做得那么绝；另一些人则坚称，为了整体的利益，少数人的私利相比起来只是小事，没什么好叫的，何况要达到目的，别无他法——为了达成某个宏伟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是十分常见的口号。

应当承认，后一种观点在中国可能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欧美大学里经常争辩的“电车难题”（面临两难时，牺牲多数还是牺牲少数），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常常出现一边倒的功利主义选择——当然是牺牲少数。

个体/团体、少数/多数的选择，涉及到基本的价值立场，很难妥协，那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角度讨论：一刀切真的是达成目标的最好（且不说唯一）手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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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的。

最令人遗憾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作为代价被牺牲得有价值，那倒也罢了，但“错杀一千”不必然最终“不放过一个”，相反，这种粗放式的管治手段下，被“错杀”的往往是被白白牺牲了。

即便国内普遍被称作“一刀切”，但实际上各地情形也千差万别，这次防控做得好的几个省份，恰恰是所谓“精细化防疫”的；而试验田管得最死，效果最差，出事最多。

为什么都已经管得最严厉了，不惜“宁可错杀一千”了，却还是不能“不放过一个”？

这里面的原因说起来很复杂，大致有三点：完全管控到社会停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防控是高度考验治理水平的技术活，不分青红皂白的粗放做法，往往牺牲了不该牺牲的，却没管住真正应该管的；一刀切的制度下，条块分割，缺乏协调性。

以我在剑门关外的遭遇而论，就算我有嫌疑，但不让我进景区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我在外面跑就不传染给别人了？——但景区工作人员可不管这些，反正只要他自己分管的地方没出事就行。

那天本来Suda也想取消后续行程，当晚逃回上海，但我午后在千佛崖、广元市博物馆都可以正常参观，问下来汉中锦江之星也能入住（“我们没接到通知”），高铁、飞机也没拒绝我们登乘，只不过别在广元、西安过夜就是了。同样是行程大数据，在汉中、西安很多地方看到那个绿色箭头，扫一眼也就放行了。讽刺的是，昨晚回到上海，这个近日的风暴中心倒是最平静的：虹桥机场不要求什么行程大数据，全国各地健康码都认。

从这几天各地针对上海旅客的政策来看，种种不一：有些仅限14天内去过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村的不接待；有些14天内去过浦东新区的就要有7天内核酸检测报告才能入住；有些则14天内只要去过上海就要有核酸检测报告。

换言之，不让我参观、不接待上海旅客入住，除了让人不便之外，真正对疫情的防控其实很有限——当然，可能有一点，就是这样的消息吓阻了原本打算外出的上海人，甚至或许不止上海人，因为谁也说不准你出门几天后，忽然本省本市哪里爆出一例来。

从现在防疫治理的演进方向来看，似乎正是旨在逐步摆脱代价巨大、效果又差的“一刀切”模式。3月初针对湖北人的歧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自证没有“14天内湖北接触史”，现在行程大数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天在剑门关外等车时，我也遇到一群上海老阿姨从里面出来，为何她们没事？一问，原来她们已经出门31天了，所以就没有“14天内上海接触史”了。在防疫上，“上海人”和“14天内有上海接触史”是两个概念，只不过像上海的管控是进一步缩小到事发的营前村这个范围，避免了更多的误伤。

这也是我的回答：“更好的办法”恐怕不是“想出来”的，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优化，“演进”出来的，目的正是为了以更小的代价，实现效果的最大化，但要容许这样的摸索尝试，首先需要我们承认一刀切既不是达成目标的最好办法，也不是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