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5岁的方方写下了100多部作品，其中大多数作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动过程中不同个体的命运，为她带来了许多奖项与赞誉。
020年初，当一场突如其来的不明病毒袭击了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时，武汉作家方方（本名汪芳）开始用日记形式对封城期间城中大事小情进行记录。这既给世人打开了一扇关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窗口，也给在疫情中的武汉和其他许多地区不安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丝慰藉。
而在新冠病毒扩散至全球，更多国家和城市被封城后，方方日记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关注，但也在中国为她招致了从官方到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大量批评，甚至是攻击和生命威胁。她不再单单是一名用笔头记录人间事的写作者，她的批评者称她是“叛徒”，指她的日记“出卖国家”。
武汉自4月起已没有本地新增病例出现。和许多武汉人一样，方方的日常生活也逐步恢复。回看这场疫情给她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她称目前无论是她的新作品还是旧作新版在中国都无法出版，她也无法在国内纸媒上发表任何文字，但她并不后悔。
“我的记录中，无非同情了个体，批评了政府，也记下了抗疫的各种措施。当然我也强烈地呼吁追责，如此而已。我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辱骂和恐吓，”她对BBC这样表示。
凭借她在疫情期间的宝贵记录，方方入选了BBC2020年“巾帼百名”名单。在与BBC进行的邮件专访中，这位今年在中国经历了争议、压力和关注之后的女性讲述了她对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经历与思考。
“整个人类都应该吸取教训，而不只是中国。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人类的无知与傲慢，让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广。”
疫情中的“呼吸阀”
65岁的方方在中国本已名声斐然。她的作品达100多部，其中大多数作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动过程中不同个体的命运，为她带来了许多奖项与赞誉。她还可以说是官方文化体制内部的一员，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今年1月，来势汹汹的疫情和突如其来的封城令让亿万中国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在媒体审查严格的中国，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更新的一篇篇日记在官方话语之外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武汉生活的细节，使她成为了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的话题人物。
在发表之初，她日记中对武汉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及对呼吁反思疫情扩散及要求政府追责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她曾在疫情之初直指这场灾难有“人祸”因素。“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她在2月份写道。
在被誉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她在日记中称“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引发许多中国人共鸣。在武汉人承受了极大压力与恐慌的时刻，她还挑战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称，“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还曾在2月的报道中评价称，她的日记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
方方认为，她的日记在疫情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因为这让大家知道封城期间她与他们在一起，安抚了焦虑的人们，二是她可以明确体会到，她的日记对政府起到了监督作用。
“凡我提到的事，政府也在及时关注，并且有错即纠正。尽管我对政府早期的混乱有着严厉的批评，但后来省市主要领导换人后，抗疫的方式变得有序起来，我也给予了很多肯定，”她说。
疫情开始前，方方在微博上有300多万人关注。伴随她的日记一篇篇发表，她的粉丝数量迅速增加，有时甚至一天会带来数千万的阅读量，如此高的关注度带来许多压力，她一度想要中断日记，但一个读者的留言改变了她的想法。
“（一个）留言说，方方日记是他们在压抑和焦虑中的‘呼吸阀’。大意如此。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方方回忆道。“写了一半后，关注的人太多，一天即有几千万的阅读量让我有恐惧感，我有些不想写下去。但这个‘呼吸阀’三个字，又让我觉得自己继续记录的意义所在。我不只是记录疫情，而是在记录的同时，还能帮助到那么多人。这也是我在记录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
“可能是没有谄媚和颂扬政府，所以我就有罪”
凭借她在疫情期间的宝贵记录，方方入选了BBC2020年”巾帼百名“名单。
武汉封城一个月后，中国境内外形势出现变化，中国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病毒在其他国家开始扩散。2月26日，中国境外单日新增病例数字首次超过境内新增。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及政府的抗疫措施等问题的质疑愈发强烈。国际舆论压力成为中国公共言论场里对疫情新的关注点。
作为最早的对前所未有的封城生活的系统记录，方方的日记开始在国外被注意到，而在中国，她也面临越来越大的争议。3月之后，围绕方方和日记的讨论在中国网络上分化，表示愤怒的人变得更多了。他们认为她对政府的批评太多，鼓励太少，是在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
4月，美国与德国两家知名出版社分别公布，他们将要出版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的计划后，中国境内对方方的批评达到了高峰。
直到今天，方方仍很难理解这些人对她的“仇恨”。
“我的记录很客观，并且也很温和。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和谁作对。在面对如此大的灾难之时，作为老百姓，唯有相信并依靠政府。所以，我也一直在帮助政府。包括提出意见，指出问题，也是一种帮助方式。政府做得好时，我也同样称赞他们。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人认定为是反党反政府，是卖国贼，是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这些都是极其滑稽和荒唐的帽子。我可以很容易地从那些骂我的话中看到，他们大多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她称。
许多批评在之后转变成了人身攻击与生命威胁，这不仅影响到她的情绪，也影响到了她的事业。
与《武汉日记》英语、德语等语言版本在海外发行不同，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一直没有消息。方方向BBC表示，目前无论是她的新作品还是旧作新版在中国都无法出版，她也无法在国内纸媒上发表任何文字。
“这些无比荒唐的说法，竟得到相当一些官员的认同。他们宁左勿右，完全不去查证那些攻击言论是否属实。当然，也可能是我对百姓的同情，多于对政府的赞美。我没有谄媚和颂扬政府，所以我就有罪。这就没有办法了。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国家不准许出版他的作品，是件非常非常残酷的事。”
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当初记录日记的决定没有后悔。她表示，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因为疫情被封在城中记录封城中的人与事是“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她出门时，许多武汉人遇到她会非常热情，甚至仍不时有读者会送花到她的单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比官方表彰更重要的东西。”
小书背后的大问题
《武汉日记》一书的英文翻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认为，方方面临网络攻击后表现出来的坚强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个基本且基础性的信念，即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她不是一名‘异见人士’，她不是（像一些喷子所声称的那样）呼吁推翻政府，她是一个在武汉封城期间记录自己所见所想，记录自己经历的个人，”他向BBC表示。
“方方说出了真相，她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她对她同胞深深的热爱和同情。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在阅读《武汉日记》时感觉，这不是什么揭露黑暗，而是一个作者在至暗时刻对她家乡写下的一封情书。”
“如果连一个个体对一场疫情的日记记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对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还能抱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在这本小书的背后隐藏的是大问题，这不仅事关对这场疫情的处理，更事关的是，中国公民们希望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怎样的社会？”白睿文表示。
“我不过是人被封在城里，记录了60天疫情的情况，就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撕裂，以及以极左势力为主的人们，对我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网络暴力，各种恶意辱骂、造谣构陷都以群体方式进行，这些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由此也可见极左势力在中国之嚣张，之有市场，”方方表示。
“有人称现在是文革2.0版，或许有一定道理。中国经历文革后，反思不彻底，改革不到位，该否定和该面对的很多历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这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我们应该警惕什么，这也导致今天的官员们群体采取宁左勿右的姿势，像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文革专用语也都再次出现。这也说明中国的改革正在朝着失败的路上走，在后退。”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中国境内已经基本受控。4月8日武汉解封后，中国虽然有城市出现本地感染病例，但没有再次形成大规模本地爆发。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面对疫情却迟迟无法完全控制局面。美国近来单日新增病例数字屡创新高，确诊病例已经累计突破1119万宗，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国家。
方方称，虽然她没有资格评价其他国家的抗议措施，但她认为，中国的许多抗疫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吸取。比如疫情期间禁止聚会，要求所有人佩戴口罩，相互隔离等。“疫情期间，武汉人被迫封在城里，甚至禁足在家长达76天，代价真的很大”，“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是现在完全没有疫情的、自由生活的武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又觉得当时做法，也是必须。”
她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很难说各自的应对措施孰优孰劣，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但凡抗疫做得不成功的国家，一定有他自身的问题。有问题，作为民众，就可以批评。”
“这并不意味着别的国家做得不好，批评中国早期的混乱就是错的。中国早期对疫情的漠视、延误和隐瞒，这是事实，”方方表示。
她认为，尽管湖北一些早期处理疫情不力的官员被撤换，但针对疫情应该有更加彻底的追责。
“没有彻底的调查，没有彻查延误的原因，没有给百姓一个详细的交代，也没有明细说明死亡数字是如何得出的，哪些人算在内，哪些人不算。诸如此类，怎么能叫完成追责？”
封城期间，方方一直独自在家，陪伴她的只有她16岁的爱犬。那只狗在今年4月在武汉去世，如今她的生活伴随疫情平复逐步恢复正常。目前的方方正在收集资料，继续自己的写作计划，耐心等待自己作品可以再次在中国出版的一天的到来。
“相信像现在这样子的生活不会太久，我有耐心等待，”她说。
而白睿文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方方可以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在面临猛烈攻击时坚持她对追责的要求，对于在北美和欧洲的我们来说，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呢？在美国，新冠疫情的应对可以说是十分糟糕；但我们的方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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