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就是这样遭红潮换血而没落

香港媒体受机构行政权力之巧妙运用，化审查于无形，长此以往，红线与审查思维更将内化。（汤森路透）

秦胆评论文章：

硕果无存：换血的有线与没落的港媒

月前，香港有线宽频以控制成本为由裁员，新闻部是本轮人事地震的重灾区，《新闻刺针》遭裁撤，《有线中国组》因一名组员被辞退触发总辞，港闻组亦有多名主管辞职，有线事先无沟通的粗暴方式亦备受舆论质疑。

《新闻刺针》和《有线中国组》是有线宽频有口皆碑的两档皇牌节目，前者著力与香港本土调查报导，后者则专攻中国线，二者迄今已揽下包括消费权益新闻报导奖、人权新闻奖、香港中大新闻奖在内的十馀座奖杯，堪称香港广电频道中的佼佼者。

有线向来以新闻部为“生招牌”，且两档节目以揭弊见长，《新闻刺针》曾质疑建制派民调，有线中国组亦对中国人权议题著墨不少，外界疑虑削减人手是否寓禁于征，在披露的财政因素外尚存在未表明的政治阴影。

当然，目前披露的营收因素也的确不容忽视。有线宽频1999年上市，早年财运亨通，每年营收逾亿元，最近十馀年市民获取资讯习惯巨变，广电产业整体陷于低潮，依赖订阅费的有线宽频财政上也的确艰难。翻查历年年报，自2008年开始，有线电视业务连年亏损，九仓2017年决定出售，新世界主席郑家纯与远东发展主席丘达昌成立的永升入主有线。

易主之后，连年裁员。2018年4月股东大会上，时任营运总裁梁淑仪明言“裁员永远都係一个选项”：2018年8月，娱乐新闻组几乎全被解雇，形象宣传部十多名资深员工被裁，体育组、工程部及行政部亦有逾20名员工被裁；2019年1月，新闻部裁员约50人，占该部门员工约一成；2019年5月，制作部、制作统筹部、网络维修及安装部、企业支援等部门员工共102人被裁；2019年11月，制作部、节目撰稿员及相关支援部门约30名员工被裁。今年疫情冲击可谓雪上加霜，循例裁员其实也不足为奇。

易主之后的人事变动也带来内容产制上的审查。《楼盘传真》节目内验楼师被要求不得批评新世界和远东的楼盘，否则后果自负；2019年3月，冯德雄接替赵应春成为掌管新闻部的有线新闻执行董事，曾推迟专题片《六四30：亚洲启示》放送，一度引发争议，还曾要求编辑剪去受访者谈及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今年9月，许方辉空降香港有线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管理层曾多次安排新闻与议题，包括指示记者直播中国外交部记者会。

事实上，有线两年前就有业务经营转型的规划，即逐鹿大湾区经济圈，为扭亏为盈争取新的观众与收益来源：2018年9月，有线与中国移动香港及广东广播电视网络合作，整合多媒体内容资讯供应；2019年1月，有线宽频与广东广电网络战略合作，旨在让有线电视的资讯内容日后触及大湾区1400多万用户，并将放送资讯限定为大湾区的财经资讯；2019年2月，有线财经率先成立大湾区新闻中心，宣布将促进“9+2”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推动大湾区规划发展。

易主后的数轮换血，逐鹿大湾区的考量不言而喻，大湾区作为加速同化香港，使其嵌入中国政经体制中的策略，同化效应也会传导至传媒产业，与国际接轨的新闻实作被嫁接到中国式的舆论宣传工作上，投身大湾区的香港媒体将重复2003年前后英美媒体入华审查与自我审查的特色轨迹。

中共对港同化效应也会传导至传媒产业，与国际接轨的新闻实作被嫁接到中国式的舆论宣传工作上。（汤森路透）

有线这两块金漆招牌，尤其是《有线中国组》，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节目组用实地走访践行了“公平地说出事实和真相”这一朴素准则，平实报导、扼要评论，既不是党国功绩的传声筒，也不是另一意识形态的舆论工具。月初的裁员风波至今，《有线中国组》员工依旧紧守岗位，努力保持被观众看重却被高管轻视的新闻质素，对未来《有线中国组》的面貌，实在难言乐观，或归于平庸，或面目全非。

两档节目令人哀惋叹息的命运里集中了两条相互交织的悲剧轨迹，一是外媒自我净身，为展拓中国市场先行跪低；一面是优质媒体／频道往往财匮力绌，难以行稳致远，经济困局制约新闻产制，成为政府权力以外挤压传媒生存空间的另一重阴影，2013年之前中国调查报导在政经夹击下的没落轨迹，不幸在香港再度上演。

相较于易致反弹的硬性约束，软性的市场羁縻让财务陷入困境的港台媒体难以拒绝，高管需要拓展中国市场，解决财务危机，北京借此让掘金大湾区的香港媒体遵循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审查制度的约束，严肃报导成为两相合谋下的祭品，为了争取能在大湾区落地播出，媒体先行在节目内容上自我设限。

市场羁縻的形式除了本次发行市场上的准入与自我设限外，还存在诸如《联合》、《中时》的置入性行销以及《南华早报》的直接收购。2015年香港老牌英文媒体《南华早报》被中国数位寡头阿里巴巴收购后，内容的天秤不出意外地逐渐倾斜，“正面”报导中国的文章与日俱增。《南华早报》的先例如此，有线未来的情况也不言而喻。

先在的结构式审查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区家麟2017年出版专著《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揭示了香港新闻机构内部的隐密运作。相较于直接删减、禁刊等强硬的“操控式审查”，香港普遍情况是“结构式审查”，虽无专责部门过滤新闻，然而在记者日常的采访工作和新闻发布过程，经常受到形形色色的规定和规矩影响，科层之内，受专业话语、运作惯性和组织规则无形羁縻，科层之外受更上层的社会与政经力量左右。书中介绍的操纵手腕，本次有线裁员前后多有应验。

如本次的“强力平衡”，被裁的《有线中国组》前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受访透露，9月空降的四位高层曾多次干预中国组新闻运作。例如早前中国组就12港人事件开展中国国安案件官派律师的报导，记者为让香港观众瞭解官派律师特色的制度运作，访问了一些曾接受官派律师的当事人亲述问题，但有线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许方辉就要求加入官派律师都有帮助港人的内容。主管这种让正反意见“平衡”播出、貌似公允的编排，实质上用平衡的假面稀释求真的职责。记者的责任本应在过滤杂音、分辨虚言，经过主管“适时”地“平衡”后原本应监督权力的传媒不自觉地偏向维护乃至粉饰中国“法制”现状。

又如“阴干资源”，管控系统负责资源调拨、人员派遣，微妙地影响题材选择。如主管常以“资源有限”为理由，不派摄影队采访敏感事件如示威游行，若记者主动要求，主管或用资源有限为由直接否决，或让其难以保证完成采访、有节目出街而“主动”放弃高风险的调查选题，如此在无形中限定了题材的可行范围，结果令节目趋向保守。资源限制下替代敏感议题的，是送上门来的免费政府资讯，政府声音因而放大，有利建制一方，真正的平衡反倒在无形中遭到削弱。

人手方面的操弄同理。一方面削减人手，剩馀留用的记者精力有限，难以主动出击，亦不易抗衡既定规律，自然令平日内容更趋被动，选择题材时同样使其自行“控制”风险，从另一层面降低调查性报导的出炉概率；一方面招募新人，缺乏经验的他（她）们处理新闻时，自然被顾全“大局”的上司主导，届时操控报导内容轻而易举，包括“多报导官方信息、少报导异见声音”的上级指令也就更可能被忠实地执行。

机构行政权力之巧妙运用，化审查于无形，长此以往，红线与审查思维更将内化，记者自觉遵守上意，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采编“自主”。《新闻刺针》和《有线中国组》被怀抱大湾区的有线无情“切除”，两档节目昔日的风采令人怀念与敬仰，倘若留存下来却被结构式审查的枷锁消磨变质，恐怕更令观众愤懑和厌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本次换血反倒是不幸中的万幸。

处身时代的断崖中，严肃的新闻节目不见容于中国歌功颂德／声色犬马的媒体生态与审查要求，目光扩展至近期中国与香港的传媒生态，媒体成了国际漩涡的中心，见证了种种横逆和种种现实：英美质报记者被驱逐，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彭博社中国记者被拘捕，香港记者查车牌也被控触法…奉行媒体工具论和反西方思维的中国将外媒视作“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工具，或拔除、或吸纳，由此形成特殊的资讯黑洞。

唯在最坏的时代断崖旁，仍有可供借力的科技好风——云端空间、协作平台与社交媒体，转战公民新闻和协作新闻是星云流散的记者们可为的方向，“自由台湾撑住香港自由”，在香港媒体水土流失、硕果无存的当下，优质的台湾媒体应有负奋起“补天”之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