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锁的“棺材房”：禁足令暴露香港社会不平等

　　60岁的雪莉·梁(Shirley Leung)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被香港首次因新冠病毒疫情颁发的“禁足令”困在了家中。她扫视了一下自己与成年儿子居住的小房间，房间里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几个纸箱和放衣服的塑料桶。

　　她试着不去想布满霉斑的房顶和墙壁散发出来的气味。她把家里的新鲜蔬菜分成每天的份，对政府上周六实施“禁足令”后发的罐头食品和方便面表示不满。她想着自己居住的公寓楼拥挤不堪且相互连通的状态。

　　长期以来，香港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地方之一。在这座城市里，时髦的豪华购物中心紧挨着拥挤不堪的廉租公寓楼，在有些廉租公寓楼里，卫生间有时也兼作厨房。在正常时期，这种不平等常常被香港光鲜的外表所掩盖。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这种不平等的代价已暴露无疑。

　　自今年1月1日起至上周末，香港确诊了约1100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160多例在佐敦及周边地区。政府做出的回应是，封锁了住着一万名居民的16个街区。3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穿着从头到脚的防护服），突然来到居住区对居民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周二表示，封区措施已取得了成功，并说可能会对更多的社区进行封闭；不久后，官员对附近的油麻地也宣布了“禁足令”。

　　官员们表示，佐敦许多居民的生活环境年久失修，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佐敦社区人口密集，以热闹的夜市、老旧的高层公寓，以及种类繁多的餐馆而闻名。佐敦社区是香港廉租公寓楼密度最大的地方，楼里原有的公寓被分隔成两个或多个更小的劏房。

　　20多万香港最贫穷的居民住在这种公寓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5平方米，不到纽约市停车位大小的三分之一。有些居住空间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称其为笼子或棺材。

　　这种可能导致疫情暴发的环境，也让许多被禁足的居民感到尤其痛苦，他们担心一天不去上班的后果，或担心被困在通风很差、更利于病毒传播的环境中。官员们承认，他们不知道住在这种分隔开的公寓里的确切人数，这让给所有人做病毒检测变得更加复杂。对低收入的南亚居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佐敦区）的歧视也引发了问题。

　　一些人指责政府先是允许导致疫情愈益恶化的条件出现，然后将冷酷无情的措施强加于最无承受能力的群体。香港有钱人所在的社区出现过疫情，有的富人曾公然蔑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但政府从未封锁过富人社区。

　　“如果说他们做错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穷，住在劏房里，或者他们有不同的肤色，”被封社区的民选区议会议员余德宝说。

　　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这些劏房一直令人担忧。

　　已退休的梁女士和儿子只有一张床，她夜里睡床上，儿子白天睡床上，夜里在建筑工地上夜班。梁女士说，一根房梁已出现了裂缝，但房东迟迟不修。霉也是个老问题，因为脏水不断从邻近单元漏下来。

　　劏房的管路系统往往会被重新改装，以便连到更多的厕所或厨房，但改装的质量问题很常见。在2002到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病毒曾通过有问题的管路系统传播，导致一个住宅区里有300多人感染病毒，42人死亡。

　　政府曾在SARS之后承诺进行改革，但承认情况仍然危险。

　　“受限区域内的楼宇较旧，年久失修，”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上周六说。“社区感染风险甚高。”

　　封区最终只持续了两天，已于周日午夜结束，政府表示已成功地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做了病毒检测。13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但专家们说，政府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长黄洪说，政府一直未对劏房进行足够的监管。

　　“他们担心，如果采取行动的话，这些低收入家庭就没地方可住了，”黄洪说。香港的住房一直是全球房地产市场中最难以负担的。

　　香港的收入不平等也与族裔问题交织在一起，新冠疫情加剧了对约占香港人口1%的南亚居民长期以来的歧视。据政府统计，在有孩子的香港南亚家庭当中，近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下，是香港所有家庭中生活在贫困线下比例的两倍。

　　许多南亚居民住在佐敦及周边地区，包括劏房，随着病毒的传播，一些当地人开始笼统地指责南亚人有不卫生的习惯。

　　香港高级卫生官员何理明上周曾激起愤怒，他暗示香港的少数族裔助长了病毒的传播，因为“他们喜欢分享食物、抽烟饮酒及交谈”。（香港特区领导人林郑月娥后来说，政府并不是在暗示疾病的传播与族裔有关。）

　　苏希尔·纽瓦(Sushil Newa)是被封小区里一家墙上涂着鲜艳油漆的尼泊尔餐馆的老板。他出示了手机上保存的网上评论的截图，将他的社区与动物做比较，还暗示尼泊尔人都是酒鬼。

　　“我们只是在这里努力工作、纳税，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被香港隔离起来？”纽瓦提到受歧视时问道，当时，餐馆里一名员工正在舀起外卖的波亚尼炖饭。

　　黄洪说，政府也没能与南亚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导致人们对封区感到困惑。（政府后来说，已派出译员去该区。）其他居民说，政府提供了文化上不合适的食物，比如给穆斯林送猪肉。

　　尽管如此，纽瓦说，他支持限制行动的做法。他说，虽然他亏了钱，但控制疫情更重要。

　　其他业主对此表示同意，但也要求政府给他们赔偿。

　　街角小摊“上海美食”的老板罗洪九（Low Hung-kau，音）说，他不得不把准备做小笼包的食材扔了，这对自疫情暴发以来的生意下滑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损失了60%的生意，”他说。“几乎没人来。”

　　他把封区的第二天花在召集附近的业主上，让他们给政府打电话，要求赔偿周末封区造成的至少部分损失。政府官员回避了有关赔偿的问题，只是说，他们希望雇主们不要扣减未能上班员工的工资。

　　活动人士一直批评政府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救济工作，指出政府没有提供失业补助。此外，政府的许多补助针对的都是雇主，而不是雇员。一些公司已为保留员工职位申请了补贴，但后来却没有按照承诺去做。

　　有些人在行动限制期间别无选择，只能去上班，尽管这样做有风险。

　　71岁的街道清洁工何丽霞（Ho Lai-ha，音）说，她已在周末做完了清扫道路、清理下水道的工作，就在几天前，政府曾把这些地方列为潜在感染源。

　　“我有点害怕，但没有别的办法，”周一，她一边说，一边将拖把浸泡在一个敞开盖子的下水道里。“虽然封区了，但我们还得干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