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文的老外：我为什么放弃在中国的生活

　　我在中国住了差不多四年，在去年6月回到加利福尼亚。新冠疫情爆发后在中国的那段日子（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中共政府以其为借口进一步拧紧舆论宣传和公共监控的螺丝）是让我最终决定离开的导火索。

　　在深圳生活工作了两年，我从2019年10月开始搬到上海，当时是计划在农历新年后开始找新工作。作为刚刚离开深圳（个人感觉深圳就是一座拥有1,500万工友的巨型工厂宿舍）的我，上海的欧美建筑、法国梧桐、数不清的咖啡店和酒吧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2019年12月底，传闻武汉地区出现了类似SARS的病毒，到1月中下旬开始引发全国关注。1月23日武汉宣布全面封城，中国各大城市也进入准封城状态，这时候很明显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计划得推迟一段时间了。封闭在家里，加上求职暂时搁浅，相当于我每天有大概24小时的空闲时间。

　　当时没什么财务压力，所以跟大多数混社交平台的年轻人一样，我开始以玩票的心态做自媒体。

　　中国市场虽然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市场之一，不过作为会说中文的老外来说，这里还是广阔的天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我并不想当那种老外。

　　一开始，我是在中文社交平台上发Vlog，收到的反响相当不错。当时我聊的是新冠疫情封城后在上海的生活，以及当时美国老家民众的反应等等。毕竟当时美国人民在新闻上看到中国这些城市的空旷景象时还是很好奇（到3月份病毒在美扩散之后大家就顾不上了）。

　　一个多月后，我在跟油管类似的中文平台BiliBili（B站）上的粉丝数有7,000左右，其中最受欢迎的视频播放量超过15万次。效果还是不错，毕竟我以前在这方面不怎么上心，推特账号十年来只有100来个关注者。

　　但是我也很快发现，作为老外想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不二法门就是抛弃你所有的尊严，在每个视频中至少一次要撕心裂肺地高喊“我爱中国”。事实证明，我不想成为那种老外。

　　很明显，由于中共政府的无能和刻意掩盖，导致新冠疫情比原有情况恶化了好几个量级。随着事实不断浮出水面，我的内心也在发生变化。从那时起，感觉难以压制自己想发声批评政府的心情，在中国这无疑等于事业上的自杀。

　　并不是说，我在新冠疫情之前没有得过在中国赚钱的“认知失调症”。当年第一次去中国出差是2016年，那时候就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公司产品的客户包括中国的警察局。后来我发现，中共在监控西北维吾尔族同胞的过程中有可能使用到这类设备。虽然这些设备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我还是在2018年辞职了，很大原因是这种商业行为让自己难以接受。

　　后来学习了足够多的中文，我开始能听懂每晚的新闻联播，再加上平时用中文跟普罗大众交流，了解到他们对美国不加修饰的看法，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未来的安定繁荣构成威胁，川普政府在这一点上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从长远来看，我知道自己不想在这样一个公开反对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工作。

　　2019年末，我读到纽约时报的《新疆文件》记录的中共对本国人民实施的暴行，打碎了对这个政府残存的任何一丝幻想。我想也是在那时候，自己接近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的那几周，中国政府继续对民众言论自由的严酷打压，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对中国相对了解的美国人，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公开批评中共政府。当然这样做也意味着，我将无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或者说任何其他领域获得工作。

　　因此，在言论审查的B站发布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视频后，3月份我决定停止更新，并开始搜寻航班飞回加州老家，等美中局势趋缓再说。

　　但是回家的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经历了五次航班取消，让我留在中国的那些剩余日子都如炼狱一般。因为明知道自己在这里的篇章已经告一段落，但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五个一”限制，中美之间的航班少到可怜而且瞬息万变。最后我终于抢到一个3,500美元的经济舱座位回了家，这种舱位平日里也就是300美元。

　　差不多是在B站发视频的同期，我开始试着用中文发推文。人还在中国的那段时间，我常在推特用幽默的口吻记录在中国的生活，描述在一个试图全方位控制民众、同时不停鼓动民族主义狂热的政府统治下生活是怎么样。

　　我的第一条“热门”推文是一个幽默段子，记录在中国使用美国（墙外）社交媒体的重重困难。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境内的VPN服务被持续打压，这也是中共加大宣传力度进行新冠舆论战的一部分。身在中国的推特用户都得用VPN绕过防火墙，从这则推文的点赞和转发量来看，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VPN被压制的影响。

　　再后来的一条推文让我在中文推特圈出了点小名，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笑话。民族主义狂热的中国网民（俗称小粉红）把“你妈死了”一词当成网络骂战中的必杀技。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附近遛狗的时候，电光火石一般想到了这个自己目前最受欢迎的中文幽默段子。

　　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个段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没听过这样的角度。如果在你耳濡目染的环境里“你妈死了”是个约定俗成的侮辱，有时可能需要局外人才能意识到这样骂人的荒谬之处。这种俏皮的批评方式可能大家也比较喜欢，因为在墙内说这种俏皮话很不安全。对于中国网民来说，在中国“公开批评民族主义狂热”和“被贴上恨国叛徒的标签”，基本只是一线之隔。大多数人必须有意识地远离这条线。

　　既然聊到这里我也想提到，绝大多数中国推特用户都不用本人照片当头像，推特名字也尽量不涉及本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不想被当地警察局叫去“喝茶”或者被单位领导约谈。点赞一条“不该点赞”的推文，说一句“不该说”的话，都有可能被盯上。即使是已经移民海外的推友，他们的推文依然会影响到自己在中国国内的亲人。选择匿名，是安全的唯一保证。

　　总之，从那个段子之后，我的推特从5,000个关注迅速增加到1万，然后是1万5，后来到2万。一位英国朋友给我发过一张他的微信朋友圈截屏，有人在朋友圈发了我的一个推特段子。也就是说他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穿越防火墙上推特，刷到我的段子后截了图，然后发回到墙内跟朋友分享，这条段子飘来飘去又找到了我。还有一次，我在推特发过一则推文，是关于在上海一家烧烤店的投诉。当时在新冠疫情期间，服务员看到我之后拒绝提供服务，因为那家店的房东认为老外就是行走的新冠病毒（由于中共在国内夜以继日地洗脑，让大多数中国人相信新冠起源于国外）。后来我回到美国后，我的一些上海朋友又去那里吃饭，遇到同一位服务员。服务员说后来有其他顾客来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拒绝让凯文在这里吃饭。换句话说，我的一些推文得到的关注有时会突破网络局限，在现实世界中浮出水面。

　　不过既然有喜欢这些段子的网友，同样也有一支庞大的小粉红军团对这些内容瞠目结舌。几乎是家常便饭，经常有网友跟我说“白垃圾滚出中国”或者是“别让我在上海看见你，不然打得你满地找牙”。比起这种人身暴力威胁，那种“我已经向政府部门举报你了，等着你被赶出中国”的红卫兵言论比较能构成打击。因为前者荒谬至极，可以一笑而过，但后者却真实得让人有点不舒服。

　　住过美国不少城市的我，觉得在中国大城市里对人身安全的担心相对少一点，这可能是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的唯一所谓“优点”。这些带面部识别功能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几乎覆盖了每一寸公共场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直接性人身暴力威胁的可能性下降，而背地里冒出来的诈骗方式则成千上万、花样百出（一个让我吃惊的例子是，会有骗子打印假的二维码贴在路边的共享自行车上，当你扫描这些二维码试图骑车时，你的手机就会被植入病毒）。单就夜里被抢劫这一点来说，我之前住在旧金山、奥克兰或洛杉矶时要更担心一点。所以看到愤怒的战狼给我发人身暴力威胁，我从来不怎么担心。

　　但是，那些说“要向政府部门举报我”的这种威胁比较令人担忧。对于那些被我怼了以后恼羞成怒的小粉红来说，这种阴暗行为就是动动手指那么简单。在中国，被政治报复锒铛入狱的外国人并非没有先例。

　　发展到后来，我在发推前经常会给几个中国朋友看一下推文草稿，请他们帮忙看看我是否踩过了红线。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确实是。我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会给中共造成威胁，但这就是中共搞言论审查的目的：你永远不知道这条红线在哪里。有点像穿越一片广阔的草坪，在草皮下面的某个地方埋着一颗地雷，你不知道地雷在哪里，踩到它的几率也非常小，但地雷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你不知道自己走的哪一步就会变成最后一步。

　　随着像下面这样的提醒越来越多，我对踩到地雷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这是我在调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推文后，收到的一个中文推特大V的反馈：“赞，但总感觉你很快要被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对于只在自由社会生活过的人们来说，尤其是那些不相信“取消文化”存在的人，这种恐惧可能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是，最近在美国频繁出现知名度很高的公众人物被“取消”的案例，关于“取消文化”是否存在应该没什么争议了。而在中国不同的是，“取消”你的人是这个国家的政府。

　　因此，在我飞回美国之前的几个月里，我尽量保持低调，避免说一些给自己甚至给周围朋友们带来麻烦的内容。在上面那条推文之后的一个月左右，我终于从中国脱身，那个时候对中共政府的批评和谴责已经攒了一肚子。

　　回到美国后我暂时安全，不再有发声的后顾之忧。从2016年4月首次去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能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共政府和领导人，批评他们对新疆和香港人民的镇压，批评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荒谬：台湾明明是一个拥有自己护照和货币的独立国家，中共非要对其宣称领土主权。这些发言很快引来了小粉红对我铺天盖地的人肉搜索，也间接证明我离开中国前对那些举报的担忧是正确的。小粉红们仔细翻看了我发布过的每张照片，推断出了我在上海的住址，甚至还搜到了一些我朋友的名字。这次，他们的威胁稍微变化了一些，“永远别想回到中国，你这个该死的白垃圾”。当然，现在我不害怕，尤其是考虑到中间隔了个太平洋。现在小粉红们无法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了。

　　过去的我，曾经因为自己感觉不适合，辞掉过薪水不错的工作。当时的我绝对不是说有足够的财富自由做出那种决定，而且过程中自己也反复纠结，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就像后来的我无法跟随伏拉夫的脚步去出卖灵魂、靠吹捧中国来换取财富密码一样。

　　中共政府由于自己的无能和刻意掩盖导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还一直试图改写舆论转嫁责任，对此我想要发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等到回家的飞机离开停机坪，这股从三月以来一直压制的怒火终于爆发。

　　假设即使我能说服自己继续在中国沉默个一年半载，但还是会有一天自己的原则会驱使自己去发声，责任感会超过对谋生的需求。当那一刻到来时，我之前的一切事业努力都会烟消云散。在中国，你的事业会在顷刻之间被一个小动作摧毁，例如在墙外的社交平台上为台湾独立点个赞。如果你管习近平叫“白痴恶棍”，则不仅会终结事业，还有可能被取消签证甚至迎来更糟的结果。

　　如果你是一个嫉恶如仇、看不惯专制霸凌的人，那么你作为老外在中国的事业就相当于一座海滩上用沙子堆的城堡。即便费尽心血取得一番成就，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最终这股独裁的巨浪会席卷而来，把你的所有一切全部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