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的武汉新冠病毒起源报告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在星期二公诸于世。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极为敏感的中国政府对调查结论进行了种种干预，甚至把世卫组织的独立调查变成了中国与世卫组织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项目，所以这份报告在发表之前也必须得到中方的同意。
不难理解，报告的结论基本符合外界预期，但留下许多未能解答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严控疫情源头的调查？中国当局公布的武汉病例为何与国际公认的数字有如此大的落差？中国疫苗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世卫组织批准？中国防疫的“体制优势”能否笑到最后?
旅美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评论，疫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中国政府对调查又持敏感态度，现在再去追溯疫情的源头，不太现实也并非当务之急。虞平引用埃博拉疫情为例子，认为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在防疫中是否履行了国际义务、如何敦促中国在今后正视自己的国际角色和法律责任，会是更重要的议题。
虞平说：“2014年，埃博拉在几内亚、非洲几个国家爆发的时候，当时是3月23日爆发第一例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第一时间予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几个国家是驻有常设机构的，当然在中国也是有常设机构的。可是在一周以内，国际卫生组织就已经派了第一个医疗队进去。并且在两周、三周以后，疫情就开始得到了缓和。这都是因为当地国家遵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特别是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吸取了中国SARS疫情的教训以后，所颁布的《国际卫生规则》。这个《规则》里要求，所有的国家都一体的要去对疫情不能隐瞒，而且主张国际合作。中国在这一点上，第一时间它并没有这么做。大家要注意，当世界卫生组织《规则》里面的要求并不是说你要把你知道的疫情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它要求的是，即使你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应当及时报道。因为这个国际合作才能够起作用，因为不是所有国家单独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是个全球性问题。但是中国显然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则。现在问题出在最后调查的版本变成了研究的版本，我觉得这更为荒唐。联合国卫生组织要求的是各国有义务要配合、遵守、要和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这些常设机构进行合作，它不是一个善意的配合，而是法律上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国际法律专家认为中国应当受到国际法的追究，甚至有人提出要把中国诉诸联合国常设法院，去追究它违反国际责任的这样一个国际法责任。”
独立学者、时评人吴强认为，中国政府隐瞒真实的武汉新冠死亡人数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式统计没有真实数字，这背后是中国过去70年以来的“系统性腐败”，同时也是武汉新冠病毒爆发的真正原因。
吴强说：“我复核了一下，去年有1000万武汉人，可能疾病发生后900万，但是现在按照1000万人来计算的话，6.7%的抗体，就是假设他们都感染过，就是有75万人曾经感染过。保守地如果按照4%的死亡率来计算，那么武汉当时应该至少有3万人死亡，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仅仅是从这么一个相对的比较客观的、按照抗体来统计的，我们就能发现中国自己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和这么一个比较保守的、科学计算出来的死亡有巨大的落差。那么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很多的统计当中，这种统计上的故意隐瞒，跟中国过去70多年无论是三年饥荒期间的死亡、还是经济增长的数字、或者说是各地各种灾害、包括一个公共交通事故死亡人是是10个人还是30个人以内，可能都有巨大的水分和误差。这已经是系统性的一种‘隐瞒’。我愿意把它称之为系统性的腐败，一种数字的腐败或者统计的腐败，而且这腐败我相信也是病毒在中国爆发根本的一个原因，这个才是中国武汉新冠病毒爆发真正的原因，系统性的一种腐败。”
虞平认为，中国将尚未完成实验程序的疫苗投入公众，既不科学，也不负责任。何况中国在“休克”政策下，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从而缺乏判断疫苗是否有效的人群和条件。中国疫苗的科学性非常可疑。
虞平说：“中国在它的疫苗并没有得到第三期实验数据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给全民去打，这个决定在科学上是很大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国有那么多疫苗，据说有将近百种疫苗在实验，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只批准了四种，到目前为止。刚刚最后批准的是强生的那个。美国的两种辉瑞和麦当那，英国的阿斯利康，这四种。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在第三期大规模的人群实验中间印证过了，这是安全性需求。如果没有这层安全保障的话，给人去接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在去年疫情控制过程中采取的是举世无双的做法，这种做饭我们认为是一种休克做法，让国家陷入一下子的停顿状态，用物理的方法阻断传播。所以中国一下子也消灭了第三期大规模人群实验的条件，所以中国第三期试验的都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行的，比如说巴西，或者东南亚国家。这些数据到目前为止都不能完全印证这个疫苗非常有效。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非常明确，中国政府这个时候大规模使用，这本身不科学，对于人群的不负责任。当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有效，并没有多少人感染，这个要注意，中国现在不具备识别有效无效性的条件，因为中国已经通过休克做法让全国没有流行，所以到底是不流行本身导致大家没有感染还是疫苗导致没有感染？所以这个科学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吴强评论在疫苗面前，中国政府的围堵和休克的“制度性抗疫”已经过时。这种14世纪的公共卫生抗疫方式不仅耗费人力财力，而且也不能有效抵抗病毒的传播。
吴强说：“北京实际上还是整个公共卫生的政府管制和治理思想是现代的，但是早期现代，病毒已经远远超过细菌的传播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过时的防治方式，这种过时的防治方式和14世纪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它用的是非医学的、所谓‘休克式’的，加上宣传、公安，这两种力量在做封城，把全国分为各个小区，严控的、断绝流动的、封闭社会的方式。这完全是一种前现代的做法。现在结果已经看出来了。我不认为它是有效的，能够对待病毒这种，比如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这样一种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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