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忘记付国豪，但香港不会

　　2019年8月13日在香港机场的反修例示威运动中，《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被香港示威者视为内地间谍，并遭到禁锢。当时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令他成为内地

　　事件过去一年多，2021年4月下旬，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发文称，付国豪因为收入及经济状况难在北京安身，而选择离开环时。“离开北京、离开《环时》、离开老胡，对于付国豪是一件痛苦且无奈的选择。”文章中，他指付国豪在《环时》已近3年，和同事合作愉快，但年届30的他“收入及经济状况很难在北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且年迈父母也无法允许独子在北京漂泊，决定让他离开北京和《环时》。贴文最后的配图是付国豪与《环时》总编辑胡锡进以及香港“光头警长”的合照。

北京不相信眼泪

　　犹记得2019年9月，《环时》内部召开了“香港报道表彰会”，付国豪获得10万人民币奖金，总编胡锡进当时指付国豪收入一直不高，在北京租房住，希望奖金给他带来运气。胡总对他的美好期许，便是“能在北京买楼娶妻”。

　　虽然胡锡进说过：“环球时报里几乎都是外地人，大家工作一些年以后绝大部分也都买了房。报社的一位司机今年四十多岁，他19岁就来了，后来咬牙贷款买房，几年前成功实现在北京积分落户，一家人有了北京户口。”但是家境普通的付国豪，却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实现这个美好的夙愿。

当代中国似乎总有“大量的个案”，会陷入这种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轨的“胡锡进困局”。

　　中立、客观、全面的胡锡进辩证法，便是善于运用各种刁钻的姿势，从一件件本来算是负面的事情中找出正面价值，加以抛光打磨，让其洁白如洗。但往往大部分人在没等到正面价值的时候，便已经深陷在负面中。而关于年轻人为什么不能买房的原因，胡总早就在今年2月准备好了：“到个人层面，一个人在已经确定的人生环境中，实现改变和上升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倍努力。不消极，不懈怠，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比抱怨社会至少是一种积极的信仰和实践，会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帮助。”

　　简言之就是，“买不起房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

　　从报道中我们知道，原来付国豪的工资不过是7000左右，还是税前。他租住在朝阳公园南门一个很小的平房小屋，租金大概1000出头。再减去交通、餐饮杂费，试问家境普通的付国豪究竟要多少年才能买得起数万一平米的房子？一套房难倒英雄汉，纵然是十万奖金、奋斗十年也填不了这种落差。

　　其实北京也是平等的，它会平等地辜负每一个“漂在北京”的人。毕竟按照胡锡进的逻辑：“如果人人都平等了，那就没有真正的平等。”2017年时，这一年北京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对“低端人口”的定点清除，从作为体力工作者的农民工、快递员、清洁工，到作为脑力工作者的大学生、记者、教师，没有北京户口都可能成为被驱逐的“低端人口”。很多记者早上工作时还在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晚上可能就是业主通知立刻找房搬家卷铺盖走人。天津户口的付国豪当时大概还在总部位于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受到影响？行政的歧视之下，还有资本的围猎。2020年蛋壳公寓一夜间暴雷，在北京霎时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寒风中被银行催款，被房东赶走流离失所，甚至卷铺盖睡大街。有着记者梦的付国豪有没有关注，还是甚至有朋友深陷其中呢？

　　外界注意到环球时报社今年2月时公布的“持有记者证人员名单”，当中并没有付国豪的名字，也就意味着虽然多年做着编辑的工作，却并未成为国家承认的“记者”，也更无缘福利更高的“编制”工作。也有评论嘲讽付国豪，是被《环球时报》用完即弃，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尽然。对于非户籍流动人口来说，比较利益诱导着他们向城市流动。然而国家结构性政策限制丶城市暴力治理策略和资本“士绅化”的城市发展，塑造了系统性的对外来人口的围剿，付国豪的离去，不过也是众多大城市返乡青年的小小缩影罢了。

　　北京会很快忘记他，因为北京从来不相信眼泪。

历史的糊涂账

　　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帖文最后说“2019.8.13，成为了历史，《环时》成为了过去，而他的目标不会失去，他的脚步依然坚实”。付爸爸这句话说得似乎有些武断，环时可以成为付国豪的过去，但是2019年8月13日则不可能如此快速的被定义成“历史”。

　　今年一月，香港法庭以重刑将殴伤付国豪的3名香港示威者宣判，判囚4年3个月至5年半，是目前为止反送中运动的最高刑期。法庭还了付国豪公道，却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解释仇恨的脉络，那么显然诘问和质疑仍然存在，更何况香港的争议并没有因为《国安法》的实施而终结，隐含的对峙仍然没有停息，仇恨和伤痛也延宕至今。付国豪好像也一直没有回忆起当时他被殴打后，立刻赶到他身边的是民间的义务救生员，他们当中也许有人在理工大学被捕，或将面对警察控罪。而他也没有记起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也在尽力保护他，更向示威者说：“你唔好行私刑，你叫佢道歉，你叫佢跪低，你叫佢平反六四，但你哋咁样行私刑，系唔得嘅！”如今，郭家麒因为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仍未获得保释。

　　中国在历史上的糊涂账很多：付国豪外祖父经历的朝鲜战争是抵抗侵略还是被朝鲜裹挟丶军人的牺牲是否值得？付国豪父亲经历的中越战争是主动出兵还是自卫反击丶军人的牺牲是否值得？对付国豪来说，那次被绑和被殴的经历意味着什么？他又是如何看待和反思自己在反送中运动中的定位呢？他作为“民族主义小报”记者做了什么呢？他作为“民族英雄”的身份又带给他什么呢？——我们知道的是中越战争的老兵们在这些年曾经不断因为待遇问题而上访，除了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人记得他们，这和大多数共和国的“英雄”的命运有着相同的脉络。

　　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大量的直播紧密而持续的将抗争现场呈现在港人面前，从和平集会到暴力对峙，港人时而在街头奔走呼号丶时而在手机屏幕后咬牙切齿，人们尤其对于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和8月31日警察在太子站打人事件记忆犹新，大量冲击性的暴力画面在直播镜头的呈现下，让港人情感的穿梭和联结变得尤为强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抗争运动的走向。

　　对于长期接受单方面事件呈现的内地观众来说，这种冲击则来自于8月13日在香港机场，大量示威者将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视为内地间谍，并将他禁锢丶殴打的画面。这一事件直接将中港两地舆论完全撕裂，香港反修例运动对于内地人来说再无任何讨论空间丶在香港则有了“不割席”的统一观点，即哪怕不认同暴力行为也并不与前线示威者分化。

　　自六月以来，整个内地的舆论战可谓如火如荼，单方面渲染示威者暴力行为并将问题简化为“港独”的策略调集了内地对港的仇恨情绪；同时也造就不少政治冷感民众对“香港乱了”的认知。而抽离事件背景的暴力冲突画面可以瞬时调动内地观众的情感，甚至自动且迅速的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中国渲染开来。付国豪的“受难”便是火上的一把猛油。

　　其实我想付国豪本人应该很清楚自己在这巨大冲突中的位置，也应该明白自己在中共庞大宣传机器中扮演的角色。他无意却也有些必然的卷入了香港运动的风口浪尖，也就是在示威者和中共尖锐对立的情况，付国豪成为了宣传体系和特务体系的“替罪羊”，而部分激进的示威者将他“非人化”，把来自远方的敌意和愤怒倾泻在他的身上，而他本人似乎也在之后乐于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转而服务回中共英雄塑造的大戏。

　　示威者将付国豪捆绑并施以拳脚的画面是能够引发充分情感想象的，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是“受难的耶稣”，对内地民众来说可能就是那些如李大钊丶刘胡兰这些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他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成为中国从在上的宣传系统到在下的民间舆论最多转述的声音，如人民日报所言：“喊出了近14亿人的心声，做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有的样子”。

　　付国豪作为符号的时代差不多要结束了，也许北京会忘记付国豪，但是他爱的香港并不会忘记付国豪。

后记：

　　我不想抹黑或者同情付国豪，只是把他放在人的身份谈谈。我觉得，他的回家就好像是从胡锡进这个爹交回了自己的亲爹手上，就像从国家父权宰制回到了家庭父权当中。我花了很多时间看他父亲的blog，他爱他的儿子却似乎也有些用力过猛，他可以一边纪念李文亮一边痛斥方方，他可以一边帮助老兵维权一边以越战老兵自豪，他可以一边控诉房价一边无条件支持胡锡进的言论，他的父亲其实代表了很多中国父亲，普通里夹杂着大时代的雄伟，朴实坚定中却又充斥着难以言说的矛盾。我写这篇文，期望不要被别人说成是付爸爸给我递了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