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熊猫派的“和平演变说”反让中共修炼成魔

一个律师的笔记本：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周以“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来形容台湾之后，德国《明镜》(Spiegel)杂志网站昨天也刊登了一篇谈及《经济学人》此文的评论，标题为《金钱或是自由：德国对中国的致命依赖》(Geld oder Freiheit: Deutschlands fatal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作者Henrik Müller为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教授)。 

这篇评论指出：长期以来，欧洲都认为中国的开放与经济发展，迟早会促进政治与社会的自由化，但事实却与预期大相迳庭。德国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长此以往，终将被迫面对在自由与金钱之间择一的根本难题。直到2019年，才开始出现为时已晚的反思。欧洲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挽回局势？后世的史家将作出评判。 

Müller教授这篇评论值得一看，但我想要补充一点：我不认为德国人、欧洲人，乃至于其他西方人，当初在拥抱中国市场的时候，真的那麽单纯地相信“中国的开放与经济发展，迟早会促进政治与社会的自由化”(Chinas Öffnung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ürden früher oder später zu einer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Liberalisierung führen)。这种想法，是西方拥抱熊猫派的立论基础，大致上是认为随著经济发展而壮大的中产阶级，将会建立一个具备足够能量的公民社会，进而从内部进行和平演变，终结专制政权。 

不过，这也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想法。欧洲的历史早就证明，经济发展也好，中产阶级的扩大也好，都不见得会孕育出自由社会与民主政治。随著工业化而茁壮的中产阶级，完全可能会在大棒与胡萝卜的双重伺候下，热情洋溢地为极权主义唱讚歌。借用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原德国犹太人，纳粹期间流亡海外，战后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的说法：纳粹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小资运动与普罗中间阶级的暴动(eine kleinbürgliche Bewegung und ein Aufstand des proletarisierten Mittelstands，S50)。 

所以说，姑不论北京的经济政策本来就不是以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取向，纵或有之，也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这样就能走向民主化。这些西方国家本来就有相当精深的极权主义研究，也不乏熟谙世局的政治人物，难道他们真的会通通不知道，不断把资金与技术往一个极权政体送，不断滋养它的国力，接下来会发生什麽事吗？ 

我不认为如此。当然，那种一派天真的人肯定有，而且也很多，但若主要的政策决策者都是这样“好傻好天真”，这些国家恐怕早就倒闭了。在我看来，他们不是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麽事，而是明知却漫不在乎。反正，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等到威胁成为现实的时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害不到作决策的人，赶快先享受东方“低人权优势”的发展红利再说。更何况，欧美国家远在天边，等到猛虎下山咬人的时候，也是亚洲人先倒楣。 

换言之，“和平演变论”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要透过和平演变实现民主化，而是要给拥抱熊猫派一个跟极权政体合作的大义名分，“我不是去资助政权，而是去实现民主化”，诸如此类。有时候，他们也会作点好事，比如营救一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遗孀之类，为自己的立场添加说服力。双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结果就是和平演变无望，养虎贻患有份。等到极权政体在他们提供的资金与技术下修炼成魔，开始威胁世界秩序的时候，这些拥抱熊猫派就会表示情况不如预期、实在非常遗憾，只差没用无辜的眼神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 

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个祸留子孙的把戏。比如说，曾经经历二战、冷战的美国外交元老George F. Kennan，在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之年）11月25日的日记当中，就提到美国根本不应该再跟中国建立任何更密切的官方关係，务必要敬而远之，并且应该防止产业界对中国市场发展出依赖性(p653-654)。然而，在后冷战和平的纸醉金迷下，抱持这种想法的人无力扭转局势。于是，历史就照著我们所知的路径前进，而双方图穷匕见的时间点也一定会到来。说起来，后冷战时代的繁华，就是建立在一个无以为继的发展模式之上，并以预支后继世代的和平安稳为代价。 

当然，以上这套对于历史的解释，有相当程度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不一定完全正确。决策者内心的主观意图是很难证明的事，他们究竟是处心积虑的阴谋，抑或一派天真的愚蠢？要找到足以清楚分辨的外在证据非常困难。毕竟，决策者倘若心怀“有意为之”的想法，也不会主动留下记录，这是马基维利主义的基本功。 

总之，这个世界就是有许多难以证明的事，律师办案有时候也会遇到证明的极限，就当成一种姑且听之的猜想吧。但无论如何，即使这个猜想并不全对，我想，总也比“一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深政客集体受骗上当”的解释版本来得可信些。在此，我想引用史家陈寅恪的两句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秤胜属谁？” 

※本文原标题为“千秋读史心难问”：和平演变的历史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