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头不对？大外宣：今日香港为何亲港英 远中共

本文转自多维，原标题是《遗祸至今被中共遗忘的香港文革惨痛记忆》。

亲中共的多维报道：1949年中国大陆鼎革之际，中共基于种种考虑勒马深圳河，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暂时不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英国保持着维持香港现状不变的默契。

1966年文革爆发后，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先于香港被波及。1966年11月，澳门凼仔的底层工人因小孩贫穷无法读书上学，连续24次向澳门工务局交涉和申请扩大校舍都没有结果，据称是因工人未给予相关官员贿赂。工人遂自行开工扩建，澳门警察在劝阻时双方发生流血冲突，进而在文革影响下澳门左派发起持续两个多月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三事件”、“澳门暴动”。毗邻澳门的广东省以关闭陆路通道，禁止内地粮食、水输往澳门相威胁，成功迫使澳门政府屈服，肃清了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中共领导下的左派势力事实上控制了澳门。澳门“一二·三事件”的成功无疑鼓舞了中共党内文革派及香港左派，为“六七暴动”埋下了伏笔。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港澳，澳门首先爆发“一二·三事件”。图为北京天安门广场参与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视觉中国）

据曾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的金尧如回忆，文革爆发一些新华社香港分社干部就开始受到文革极左思潮和红卫兵情绪感染，一些中下层干部跃跃欲试，开始以小字报责问香港分社领导：党在香港的组织里有没有走资派？社会主义的国内有，资本主义的香港反而没有，这符合事实的逻辑吗？在香港我们要不要反对走资派、反对帝修反？现在为什么不许我们造帝修反的反？组织里有没有帝修反的代理人？

1966年9月下旬，时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书记梁威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在香港和澳门我们不能自乱阵脚，要上下团结，一致对外。我们要抓反帝的问题，要看准时机，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开展运动。这样我们就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了。”由此，中共港澳工委将香港文革的目标指向反帝，也即反对港英殖民统治。事实上，正如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罗孚所说，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新华社香港分社不能不采取一些革命行动以显得积极革命，不能“自己斗自己，那就只能去斗港英”。

廖承志系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子，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长期负责中共港澳工作，与周恩来一样都反对在香港开展文革，1983年廖承志去世后其子廖晖接替他负责港澳工作。图为廖承志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合影。（视觉中国）

1967年1月，领导港澳工作发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被造反派夺权，长期领导港澳工作的廖承志被打倒，造反派成立中央外办革命领导小组，并通知中共港澳工委接受其领导。极左的中央文革小组夺取了反对在香港开展文革的周恩来在中央外办的权力，取得了对港澳工作的领导权，港澳工作事实上融入到国内的文革中。梁威林当即表示“要重新研究香港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务，将港澳工作推向心的历史阶段”。澳门“一二·三事件”结束后，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在内的香港左派曾前往澳门“学习”，一同前往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何铭思“感到非常鼓舞”。

与此同时，与澳门一样港英糟糕的统治，长期漠视社会底层诉求，阶级矛盾与社会危机长期积聚一触即发，香港底层民众抗争事件不断。1966年4月文革爆发前一月，就有因天星小轮加价港币5分引发的“天星小轮加价暴动”，造成1人死亡、26人受伤、1,465人被捕。文革爆发后，南丰纱厂工潮、港九的士风潮、青洲英泥工潮等次第发生，革命风潮早已干柴烈火只欠一点火星。当底层抗争与文革极左相遇爆发是迟早的事。

1967年4月，位于九龙黄大仙的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分厂发生劳资纠纷，谈判不成后资方以“生意收缩”为由解雇了包括劳工代表在内的92名工人酿成工潮。5月4日，部分工人强行进入工厂要求资方谈判，左派工会介入后，煽动工人在厂外张贴大字报及毛主席语录，工潮开始升级。5月6日，工厂工人与资方发生冲突，港英政府出动防暴警察镇压，21名工人被捕多人被打伤。

美国《LIFE》杂志镜头下的香港“六七暴动”：

1960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却社会问题多多，港英政府长期漠视令矛盾积聚，为“六七暴动”的发生提供了条件。（LIFE）

1960年代香港工人居住的棚户区，生活条件之艰难，注定工人运动频发。（LIFE）

中国政府就“六七暴动”表态后，香港左派前往港督府外示威、张贴反英大字报，要求港英是否被捕人员。（LIFE）

左派手持红宝书在港督府外示威。（LIFE）

左派手持红宝书在港督府外示威。（LIFE）

5月7日，工人及其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流行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带毛泽东像章，高呼“文革”式口号。警方施放催泪弹、高压水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并拘捕了示威者127人。当晚，港英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同日，《大公报》发表评论直接向港英政府发问，“港府当局是否存心向中国居民挑衅”。5月12日，中共领导的左派工会香港公会联合会发起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工联会会长杨光任主任，费彝民等四人任副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辑潘德声为17名常委之一。另据时任中央外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回忆，斗委会之上还有一个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领导的“反迫害指挥部”。

5月15日，中国政府就香港发生的冲突表态，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是日清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递交抗议声明，将香港发生的冲突事件定性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港英当局利用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对中国居民和工人进行迫害”，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项条件。同日，有红卫兵到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示威，《人民日报》亦在头版发表评论《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如果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不悬崖勒马，继续倒行逆施，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中国政府的表态，无论是对于中国国内文革派还是香港左派都是一种鼓励，尤其是对香港左派而言，其革命斗争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在中国国内，北京40万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外抗议，各地亦不断发生反对英帝国主义声援香港的游行集会，周恩来都不得不亲自出席北京的十万人集会，广州民众游行“誓做港九同胞的强大后盾”。极左思潮之下，中国国内反对英帝国主义运动愈演愈烈。7月8日，300多名中国民兵携轻重武器在沙头角中英街越界进入香港抗议，与香港警察发生枪战，香港警察5死、12伤，中国民兵1死、8伤。8月22日，红卫兵冲进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并殴打了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冲突最激烈时，甚至传出中共将提前收复香港，一时间风声鹤唳。

英国外交官拍摄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被红卫兵火烧后的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馆舍。（Twitter@章立凡）

火烧后的馆舍内景。（Twitter@章立凡）

一辆小轿车被烧毁。（Twitter@章立凡）

被反对英帝国主义等标语包围的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外景。（Twitter@章立凡）

在香港，受到鼓舞的左派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游行示威蔓延到整个九龙和香港岛，示威者在港督府外墙贴满大字报，要求面见港督并释放被捕人员。6月18日，中共成功试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维园维多利亚女皇像被泼漆油、涂标语。6月24日，左派工会发起总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港英政府及公共交通公司以强硬手段应对罢工，宣布将参与罢工的工人即时解雇。6月27日，左派在学校发动罢课。6月29日，左派发动商业店铺罢市，副食品价格一度上涨，整个香港社会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

7月，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左派袭击警察，警察射杀左派，游行示威开始滑向武装冲突，左派开始制造土制炸弹、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港英政府启用《紧急条例》，出动警察及英军镇压，搜查左派工会，突袭左派据点，逮捕工人运动领袖，封闭了多间左派学校及左派报社。左派则以爆炸升级行动还击，在港九各处闹市及电车、巴士、街道上放置真假炸弹。

炸弹袭击除扰乱市民生活，闹得市民人心遑遑，更造成无辜死伤。香港市民开始对暴力行为普遍出现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不断发表反对暴动论，支持港英政府及警察维持秩序和治安。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及贬斥，于上班途中被纵火烧成重伤致死，明报社长金庸也曾因对工人运动持批评态度，一度收到死亡恐吓信，不得不离开香港暂避。

文革时期中国国内支援香港“六七暴动”宣传海报。（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由于暴动逐渐失去民心，并受到港英政府的坚决打击，火烧英国代办处令中共外交承压，1967年9月中共开始撤销对香港左派的支持。事实上，由工人运动引发的香港社会动荡也不符合中共的利益，有背于中共“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战略。周恩来重新掌握港澳事务主动权后，1967年12月直接向香港左派下达命令，要求停止炸弹风潮，六七暴动遂告终结。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香港警察、1名英军拆弹专家及1名消防员，受伤人数超过800人，包括200名警察。

“六七暴动”虽然平息，但对中共在香港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损失，左派在香港失去话语权，不断边缘化，普通香港人因此对中共心怀戒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派在香港的衰落，迫使中共在1997年后不得不依靠资本家治港，酿成了后来的治港困局，最终只能背负破坏一国两制的骂名亲自下场为香港立规矩。与此通知，“六七暴动”也令港英政府认识到其治理的不足，港督麦理浩（MacLehose）治港十年，大搞社会改革、惩治贪腐、发展社会福利、兴建公屋等，成功赢得了香港人的信任，为港英殖民政府建立了一种管治正当性，香港人之所以怀念港英时期就源于此。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公民社会与本土意识的萌发，形成了以塞拉利昂精神为代表的香港主体意识。对中共的戒惧与对港英的怀念、本土意识的萌发，又加深了中共治港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