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如果采纳的是梁陈方案，现在北京是什么样？

　　梁思成先生当年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如今的北京，车水马龙，灯火辉煌，是让无数人向往的大都市。但是，历史却永远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方案，包含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也许会让如今的首都少些烦恼，多些快乐与活力，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将会让北京焕发出更加迷人的色彩。

　　众所周知，梁思成是名门之后，因此，良好的家庭条件让他从小便接受了中方和西方顶尖的教育，逐渐成长为拥有渊博建筑学知识的人才。早在1948年时，梁思成就已经开始保护北京的文物了。他一直在为中国建筑贡献自己的学识，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8年，人民军队即将进入北平。梁思成十分担心北平的建筑遭到破坏，正发愁怎么去保护这些文物，这时，一位军人干部找上门来。原来，这位军人正是为了文物保护而来，他们请求梁思成在地图上准确地标出古建筑的位置，以免损伤文物。

　　梁思成欣喜若狂，他不仅准确地在地图上标出了文物的位置，而且带领学生们整理古建筑名录，连同地图一起交给了那位军人，并且进行了详细讲解。北京的老建筑得以保全。

　　1949年，一个新的历史命题随着新中国的即将到来出现了，那就是北京城的建设问题。同年5月8日，北平建设局召开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会议决定成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担任副主任。

　　他写信给众多志同道合的好友，邀请他们共同参与北平的规划建设。陈占祥收到信后，立即回复梁思成，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履历。陈占祥与梁思成不同，他的家境十分普通，却也通过不懈地努力出国留学，师从著名建筑规划师阿伯科隆贝，慢慢成长为了一个建筑专家。

　　梁思成收到回信十分高兴，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陈占祥来到北平后，被任命为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两人终于见面了。当梁思成听到陈占祥对保护北平的决心时，他动情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两人共同思考，形成了初始规划，那就是建立新的行政中心。令两人没想到的是，原本的规划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产生了变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专家和梁思成等人受邀出席了开国大典。

　　在开国大典上，苏联专家对梁思成说，长安街东部有一大块空地，可以用来建设行政房屋。此话一出，梁思成便隐隐觉得不安，如果是按照自己的规划的话，长安街东部又怎么会用来建设行政房屋呢？

　　1949年12月，相关负责人在北京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国内专家和苏联专家应邀前往，梁思成和陈占祥也在其中。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北京不应该只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城市，更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并且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这一说法，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吃一惊。二人立马进行反驳，据理力争。

　　二人觉得，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他们知道，身为炎黄子孙，决不能让老北京这些文化瑰宝毁于一旦。在会议结束后，二人一拍即合，决心写出一份方案，为保护千年古都做出自己的贡献。

　　于是，两位先生便开始了共同为一个梦想奋斗的日子，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形影不离。梁思成经常来到陈占祥的家，和他共同思考方案如何撰写。

　　那时，陈占祥的家里经常灯火通明，两人把各种牌楼人民纪念碑等建筑的模型放在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上，两人一会儿讨论建筑的设计，一会儿讨论各种设计的得失。在新中心的选址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而陈占祥则认为老城新城不应该间隔过远，新行政中心应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计划得以继续推进。

　　两人时常因为想法不同起争执，争得面红耳赤，可是争执过后，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就跟没争吵过一样。两人在纸上画各种的示意图，精确地画出尺寸，他们日夜苦思，共同奋斗，以求让方案达到完美的程度。

　　终于，1950年2月，长达25000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此诞生。两人最终商议决定，一方面，在西郊建设行政中心，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西郊空地，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费用，又有利于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平衡发展城市，避免跨区域交通，反对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以免产生欧洲街道的交通问题。面对方案的出炉，梁思成欣喜若狂，如释重负。

　　他自费印制方案100多份，送给北京市政府各机关要员，并且亲自致信总理，期盼方案可以得到认可。遗憾的是，这份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当时祖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北京不会只是一个文化的、艺术的城市，更将会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

　　然而，梁思成并没有放弃。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份建筑方案，更是一份他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1953年，北京开始正式谋划拆除牌楼。此时的梁思成正因为想要以传统方式保护古建筑而遭到批判，可是，这次他依旧没有退缩。为了保护文物，他与当时的北京市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后来，在一场文化部举办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又和市长有了当面的冲突。夫妇两人都在为保护文物努力着。

　　梁思成作为一位建筑学家，从未停止过为文物保护奔波。这不仅是他作为建筑学家的职业担当，更是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