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复旦大学教授沈逸连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
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官方微博账号“中国长安网”发布了一条博文，文字写道“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下方配了两张图片，左图是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右图是印度焚烧死于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民众尸体的一堆堆柴火。这条微博还加上标签“印度单日新增确诊四十万例””这条贴文被普遍看作是嘲讽印度当前的惨状，在被网友转发了近一万次，后又被悄然删除。
自我介绍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美国问题专家”的沈逸，在其个人微博表示：“这图挺好的。别误会，人道主义，命运共同体都是要的，同样的，印度这种妖艳贱货做派引起的脾气也是要有的。至于圣母婊，要刷情怀就请去印度烧柴。”他随后又在在回复一位网友时表示：“这些圣母是恨不得自己成为印度人光荣的去死么？那赶紧过去啊？公知其实最怕死，……让印度安心的多死点。”
沈逸的言论引发了网友强烈批评，很多人认为其民粹、冷血而缺乏人性，与其名校教授身份严重不符。人权活动人士王爱忠在推特上评论说：“人头畜鸣、行同狗彘，说的大概就是这类人吧？”
沈逸的言论坏，似乎让中共御用文人胡锡进也看不下去了，或者说，胡锡进认为沈逸的言论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遂在微博上以“商榷”口气进行了规劝和批驳。胡锡进表示，沈逸是他的朋友，是《环球时报》的长期作者，他支持沈逸的很多观点和思辨，但他认为，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在这个时候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表达对印度的同情，如此才能“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的高地上”。言下之意是，沈逸逞一时的口舌之能，却枉顾中国外宣之大局。在胡锡进看来，党国在国际社会占据“道德高地”至关重要，个人必须服从此一大局，沈逸必须为此牺牲其“说真话”的权利。
另一方面，胡锡进害怕得罪沈逸及其支持者，不敢与民间波涛汹涌的民族主义为敌，又小心翼翼地表示：“我必须说，沈毅教授与我争论的方式很君子，很复旦。”尽管如此，胡锡进自己煽动起来的狂热愤青已经开始咒骂他是两面派、投降主义者和“露出尾巴的公知”了。
胡锡进与沈逸的争论，与其说是君子之争，不如说是策略之争——身为官方媒体总编辑的胡锡进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必须遵守诸多“宣传纪律”.他其实很羡慕沈逸可以“我口说我心”，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可以将内心深处最黑暗、最肮脏、最邪恶的一面尽情地展现出来。
实际上，胡锡进跟沈逸一样，只是方式有所不同。他们对印度的仇恨，以及对美国、日本乃至整个西方民主世界的仇恨，都是因为他们要争当党国的走狗，走狗与走狗之间是要排座次的——中国的警察们早已先行了一步，秀才们还能稳坐钓鱼台吗？日前，江西省上饶县警局修建了一座“忠诚墙”，墙上用浮雕刻上《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都出现过的哮天犬的形象，并且有一行说明文字：“哮天犬对二郎神的忠义至死不渝，寓意人民公安对党忠心不渝。”警察表忠心居然比文人还要挖空心思、引经据典，公安部和宣传部可以合二为一了。
沈逸是怎样炼成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Public Domain）
沈逸这个名字我一看很熟悉，上网一查，他果然早已鼎鼎大名：这位一九七六年出生的中生代学者，早先曾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二零一八年七月，沈逸前往美国开会，在入关当天便遭到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一方面对其所研究领域进行问询，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是否有窃取情报嫌疑的调查。沈逸在返回中国后，立即收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发来的电子邮件，表示“电子签证状态改变”。又过几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便召回他的护照，撤销了他的美国十年签证。沈逸后来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表示：“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确实超出预期。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焦虑和不自信、周遭氛围有所变化，但没有料到变化会如此之快、影响会如此之大。”
沈逸是上了联邦调查局黑名单、不准入境美国的所谓“美国专家”。美国是法治社会，若没有充分的证据，不会对沈逸作出此种裁决。他在复旦大学念的是国关学院，中国名牌大学的国关学院，通常都是为国家安全部等情治机构培养后备人才的。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宿舍的楼上就是国政系的学生。这个系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烂的系，这些学生常常通宵在楼道里打麻将，吆三喝四，无休无止。我曾经向管理员投诉，管理员摇头对我说，他们都是官僚子弟，以后是要进入特殊部门当官的，谁都管不了他们。我想，北大如是，复旦亦如是。
其次，沈逸比我年轻三岁，可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三年，这三年就隔开了两个时代。我有幸赶上了一九八零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末班车，早熟的我在中学时代就大量阅读了刘宾雁、苏晓康、刘晓波、金观涛的很多著述，从而拥有了不被中共宣传教育洗脑的免疫力，拥有了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虽然我是八九学运的迟到者，但我对六四屠杀知道得清清楚楚，六四的鲜血是我提前到来的成年礼。而晚生三年的沈逸，对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主自由的遗风一无所知。当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六四的鲜血已经被当局洗净；当他一九九五年进入复旦大学的时候，接受的全部是固化的党国教条，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自然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再次，一九九零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大学的崩坏可谓江河日下。以我就读的北大中文系而论，有一开口就带脏字的“三妈教授”孔庆东，有后来在网上辱骂老师温儒敏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旷新年，有声称遵循习近平的文艺讲话来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有在课堂上将毛泽东奉为红太阳、后来当上习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的韩毓海……。顾炎武说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此种现象很北大、很清华、很复旦，越是名校，堕落得越彻底。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菁英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跪舔权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代。
沈逸的出现，绝非个案、绝非偶然。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种趋势。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已经不需要《围城》主人公方鸿渐那样的遮遮掩掩，更没有尊严和自由意志。经过一轮轮“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洗，那些有思想、有风骨的大学教授已经毁于学生的告密、教室中摄像头的记录、行政官僚的规训。狗粮越来越丰盛，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多乎哉，不多也”。如此“叫兽”，能教出怎么样的学生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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