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我想摆自己来试，可否在极权下守护尊严

　　“我想堂堂正正咁做人。我想可以挺直腰板，讲所有我想讲嘅嘢、做所有我想做嘅事。但而家呢个社会就係，你做呢啲嘢，你要付代价。咁我想试，呢啲代价，真係付唔起咩？”

——邹幸彤

　　“如果每个公众活动佢都拉你一次，担唔担心？”警署外，媒体长枪短炮，有记者问道。

　　“咁即管放马过来咯。”邹幸彤笑著回答。

　　这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八十后青年，近月开始为港人所熟悉。普通人知道她是支联会的副主席，在国安法下仍坚持悼念六四，却未必了解她过去在中国大陆做维权工作有近十年，直到 2019 年再也无法踏足大陆。而这段经历，让她成为了一名行动者（activist）——她作为大律师为国安法被告辩护、在媒体前就政治案件发声，作为支联会副主席公开称要进入维园悼念，这一切行动的背后，都是过往大陆维权工作的经验，指引她做出与一般港人不同的判断和行动策略，而非仅仅是一些网民留言的“送头”。

　　这些判断和行动背后，也有时势。过去，除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会，邹幸彤很少站在幕前；如今，港区国安法实施近一年，香港公民社会数十年来生养出的社运领袖，相继入狱、或被还押候审。浪潮推著每一个人重新寻找位置，邹幸彤选择“补位”，在社交媒体上、新闻镜头前，她决定寸土不让。

　　她说，想要守住香港民主运动阵地的决心，来自所有在监狱里的朋友，要为他们“守住档口”，也来自于自己一直以来的原则：“我想拣一条路出来试下，係咪真係可以在极权下守护到自己的尊严。”　　

一　“很傻的想法”：为朋友做正确的事

　　尽管接受了众多媒体访问，要谈论自己，邹幸彤仍有点不好意思。她说自己不懂讲故事，每回答一个问题，总是报以腼腆的笑容。

　　邹幸彤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在童年、青少年的时代，她总是爱跑爱跳、爱周围认识朋友，中学时参加定向越野的校队，周游列国比赛，母亲说，她是一个“孩子王”。

　　这个后来高级程度会考（A-Level）获得“5A”的尖子生，回忆起小时候，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咁讲好似好自大，但我觉得自细比较聪明⋯⋯”说的是自己在升小学之前，会用积木来自学乘数，“好锺意研究呢啲嘢。”

　　在读大学以前，邹幸彤其实经历了政权移交、2003 年七一大游行，可能因为年纪还小、又顾著跑山跑海，这些本土社会事件，都没有在她的政治思考里留下太多烙印；反而，从小学开始母亲带幸彤去六四维园烛光晚会，“有人为理想显出生命”，这唤起了她原始的正义感，成了她生命的原点之一。每次去完晚会，第二日返学时，那种伤心总是久久仍未散去。

　　直到上了大学，她才真正开始深入了解六四。在剑桥读书，她选的是地球科学。头一两年，每逢那天，她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点蜡烛，看支联会的晚会现场直播，一个人悼念六四。隔壁房间的学生听到她房间传出声音，不明所以。

　　她开始浏览更多政治讨论，又跑去认识不同团体，一齐举办讲座、放映纪录片。2003 年是中国的“维权元年”，公民社会正在生长，她希望自己可以善用“信息差”，将能够从香港获得的资源，展示给外面的人看，例如艾晓明的纪录片。她甚至也做新疆、西藏的议题，找来在英国当地流亡的维吾尔人、藏族人办活动。

　　她坦承，一开始就像当年不少港人一样，有种优越感，“觉得呢件事我哋唔讲，冇人识讲，尤其应该讲畀国内朋友听。”后来，她有了更深刻的羁绊和思考。

　　因为参加不同的运动，她接触很多流亡英国的民运人士。例如一位曾经的八九民运领袖，失去自己原有的生活，可到了英国他仍然坚持写文章。还有一位维吾尔医生，因为站出来指出核试辐射的问题，再也不能回到家乡，维吾尔医生曾告诉邹幸彤，他很想念家人，可是妈妈、子女不理解他，政府又把他讲成恐怖份子。

　　“因为那些事，成个人生改变。⋯⋯过到英国，人生地不熟，有人做地盘工，成世人的轨道改变了，有的人真的毁了、颓了，有些仍在努力，想继续贡献个运动。”邹幸彤说，成为朋友后，她很想帮手“做点事”。

　　她再三说起那位流亡的八九民运人士，“不知怎说，感觉他背起了自己死难的同学，继续向前走。”即使在英国影响力很小，那位朋友仍然“死砌烂砌”，这份韧性和坚持，在邹幸彤心里扎了根。

　　“或者事情根本不是以效果来看，而是觉得件事是对的，要做的，就做咯。”她说，“那种很傻的想法，都几影响我。”

　　她模糊感受到，自己想做民主运动、民族关係相关的事情，但完全不知如何可成为谋生的职业。犹豫之际，她升读博士，却一心扑在中国人权的议题上。

　　2008 年，由于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停掉了邹幸彤参与的一个科研项目，那是需要在青海、西藏的高原上收集数据的研究。她曾在拉萨见识过荷枪实弹的警队，又曾在藏族的餐厅被老闆拉去参观他们家悬挂的达赖喇嘛像，这一切教她对中国的民族关係有更亲身的感受，却在政府一声令下，窗口就此关上。

　　“搞什麽科研呢，你搞不掂人的制度，你都唔驶搞呢啲嘢。”抱著这种觉悟，2010 年，她中止了自己的博士之路，仅拿著 MPhil 的学位回港。

　　她说这像跳下崖底，“不知有没有出路，但跳了再算。”

二　在劳工议题打滚，做一个“左胶”和谦卑的人

　　2010 年，她回港到支联会“打杂”。摆街站、搬搬抬抬，什麽都做，还帮他们写了一个英文网站。她很想可以到大陆生活，深入参与人权工作。幸运地，一个在支联会认识的朋友介绍了工作给她，到内地 NGO“中国劳动透视”，做劳工维权运动。

　　从那年开始，她在国内到处跑，上去一段时间，又返港一段时间，如此反覆。近至深圳、惠州、广州、佛山，远至重庆、雄安，都留下她的足迹。

　　她做很多工伤、职业病赔偿案件，机构内不少同事都是工友出身，包括一些像她一样来自香港的人。那麽，工作是教工友们如何索偿吗？邹幸彤笑著认真纠正，“我哋从来不说『教』他们做什麽，而是 facilitate 他们去做想做的事。”

　　他们帮需要索偿的工友搭建平台、获取各方资源，例如媒体、律师，“但那个动力要来自于他们。做嘢的是我们，会出来讲嘢的是工友。”她说，工作最大的主题是 empowerment（赋权）。

　　在她经历的中国大陆维权模式里，她发现，即使需要打官司，但主导权从来不在律师，反而是维权机构和工友告诉律师，事情应该怎做。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内地律师未有打劳工案的经验，“似乎是我们在 train 律师做劳工案。”

　　全职投身“中国劳工透视”的 5 年，奠定了她“左胶”的价值观，但她觉得更重要是，自己从中学会了“谦卑”。

　　她认为不是自己在帮工友，而是工友们在帮她。机构有个工作多年的前辈，是香港人，工友出身，哥哥因工伤不幸离世，他从此做了一世的劳工维权工作。他读书不多，但经验令邹幸彤觉得望尘莫及，总是想出很多妙计。还有其他大陆的工友，教晓她如何写文件、程序怎麽摸索，“维权那种巧妙的位置在哪，有些生活经验的东西，是你读多少书都学唔到。”她讚叹。

　　她一直同时走两条路线：在大陆做劳工维权，在香港帮支联会做关注政治良心犯工作。2015 年，感受到内地打压公民社会力度越发强劲，她知道，两条路无法同时行下去，必须有所取捨。

　　那时候，她已经同时在香港读完了三年法律、一年法学专业证书，那本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大陆法律环境出现的问题而读的，却也同时让她获得了一个自由身位的可能性：做大律师，不再被机构綑绑，可以自由来往中港两地，同时做劳工和支联会工作。

　　于是，她决定回港做大律师，申请了张耀良做她的师父。张耀良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如今还是 47 人案戴耀廷的辩护律师。

三　从与梁天琦辩论，到与本土派合作

　　谈起律师圈子那种摸著红酒杯高谈阔论的“上流社会”生活，邹幸彤说自己是“格格不入”。她平日仍习惯穿那些印有社运口号的简单 T-shirt，书架、书檯被大部头文件夹堆满，她埋首在那，常常工作至凌晨，在公司会议室地板上舖好露营用的气垫，裹一张毯子，就这样睡到天明。

　　交往数年，她的男友、中国维权人士野渡说，和邹幸彤通电话时，她都在公司加班。“我知道佢啲案不少都是人权方面，好多时报酬相当微薄，甚至连报酬都冇，但佢都会好搏命去做。所以佢成日都好好攰好唔够瞓。”

　　邹幸彤同时继续参与支联会工作，当上常委、副主席。在她回港的 2015 年，正值雨伞运动结束、本土派崛起的年代，支联会备受批评，不少年轻人不屑支联会“大中华胶”的身份定位，以及每年六四烛光晚会的“行礼如仪”。

　　邹幸彤那时最关注的，却并非这些与身份认同有关的批评，而是支联会有否切实支援到中国内地的民主运动，同时能否把内地的经验带回香港。

　　“六四不止停留在八九年，⋯⋯这是一个活的运动。”邹幸彤希望为支联会带来更多内地连结，真正接壤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又尝试让香港社会更多了解中国的维权事件，例如发起“伞步者”行动，把内地支持伞运而遭受压迫的人士印在明信片上，到六四晚会派发给市民；又如与流动共学合办活动，分享新酿六四啤酒，声援成都的陈兵等人因製作“铭记八酒六四”白酒被控寻衅滋事。

　　不过，这些行动获得的关注，似乎都比不上年轻人对支联会的批评风潮，也追不上本土思潮下，年轻人希望与中国切割的想法。

2016 年 5 月 9 日，时任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与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以对话形式，探讨身份认同、本土派等议题。（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片段截图）

　　2016 年 5 月，邹幸彤应自由亚洲电台邀请，与本土派领袖梁天琦做了一场网上对谈。邹幸彤说，他们最大的分歧，就是关于身份政治的问题。梁天琦在对谈里表示，国族身份的建立，对建国是很重要的一环。

　　直到今日，邹幸彤仍反对用身份政治推动社会运动。

　　“用身份来推动运动的方式，是危险的。你基于的不是普世对人类的原则，而是你我他的划分，而这些划分其实可能好随机，没有必然的原则：为什麽我是香港人？咁啱我喺度出世。”

　　她感觉，多年在中国大陆做人权工作，令她更明白，身份政治，正是中共统治所使用的工具。

　　“佢用呢种民族身分，分化汉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你自己族群咁做，当权者就落得清閒，族群之间打餐死。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推动运动，有少少中了它的圈套。”

　　她与本土派维持著这种原则性的分歧。2020 年八月底，当 12 个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国海警截获、送回深圳羁押，一场兵分两路的营救行动开始了：内地人权律师接下这案件，从各地飞到深圳，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香港的社运人士组织当事人的家属向媒体发声，造成舆论压力。这当中，邹幸彤是一个连结两地的关键点。

　　在 12 港人的营救行动里，邹幸彤发现，由于本土派政治人物邹家成的参与，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做内地维权议题的大陆人，尤其是大陆人权律师。

　　邹家成不止一次在 Facebook 公开发文，感谢中国人权律师，并呼吁香港人关注这个群体所受到的打压。一些本土派青年领袖也意识到，中国的人权律师，可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同伴。

　　“终于做到我多年想做的事！”邹幸彤不无兴奋，“我哋不断做咁多行动，都是希望大家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内地做人权议题人士）。”

　　“因为政权的打压，反而连结咗大家。”

四　以内地经验判断今日香港：主战场不在法庭，而在公众

　　12 港人案里，内地人权律师的行动，也给了邹幸彤更多启发。

　　尽管在过去，透过一些与社运有关的案件，她早已开始思考香港司法制度在不民主的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但港区国安法实施，尤其去到民主派初选 47 人案、她成了邹家成的辩护律师，她确认，香港的法庭已经被政权用作政治打压的工具。

　　在目睹马拉松式连续四日的保释申请聆讯之后，邹幸彤感到很大压力，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向社会、法律界指出，这个案件已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国安法本身是一套有问题的规则。香港的问题在于，我哋仲当呢啲 case 是一个正常的法律案件来处理。去到一个位，你要改一改 mind set。”

　　以 12 港人案为例，代表其中一名港人的内地人权律师卢思位，在奔赴深圳盐田收押所被拒见当事人之后，他多次撰文指出司法程序不公，在香港多家媒体发表。邹幸彤说，这其实是一种策略，人权律师公开发声，让当事人的处境被社会看见，造成舆论压力。

　　“卢思位的做法，走完正规程序，（向当局）写完所有申诉、投诉，但写的内容不是重点，他在外面讲的内容、如何向公众解释，才是重点。主战场不在法庭，而在公众。”

　　她解释，内地人权律师会与公民社会合作，利用记者、公众压力，做 campaign。“有些事律师知道可以讲，有些事则由其他人去讲，背后的沟通好重要。”

　　在香港的法律界传统，因为专业操守，接手案件后，司法程序在进行，律师不会受访、向外界发表评论。

　　然而，在国安法案件里，“如果你用一个好 narrow 的专业操守，只对客人负责，不对公众利益负责，那你的选择就会是不出声。但如果你考虑公共影响，明白不让当事人见律师是一种 trend，给压力律师也是一种 trend，那这种事是否要曝光出来，才有解决的办法？你身处那个位置，你有冇责任行动？”

　　她肉紧香港人未有觉悟：“内地律师知道一些案件不会有公正判决，他用其他方法。但我哋而家，当事人不讲，家属不讲，互相不沟通，又不当一个 campaign 去做，大家仍然兜去法律技术上。”

　　国安法提高保释门槛、律政司可撤销陪审团、法官由特首指定，“现在的问题是，政权把法庭当战场，而你不去应战。”

　　为邹家成在 47 人案申请保释时，邹幸彤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番与众不同、讨论法律与政治的陈词。她指出，案件的结果，可能消灭香港所有政治反对派的声音，又说法治的核心，是用法律限制权力的滥用，而非协助权力侵害民主价值。

　　“法庭被动放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但法庭在作出决定时，要考虑对香港人权法治的影响。”

　　这番陈词后，邹幸彤感受到来自业内的压力，甚于在支联会发表演说。

　　“我呢种观点係好少数，同我背景有关，肯定不是主流。这种方法，甚至可能是要被前辈骂死的，哈哈。”她笑了起来。

　　庭外，她又成了少数接受媒体访问的国安法案件代表律师。

　　“评论一些正在进行的案件，是大忌，评论你自己有份处理的案件，更加是大忌。在法庭讲政治，又是另一个大忌，咁我做晒⋯⋯”

　　对她而言，做 activist 的身份，是先于法律人。“必要时，律师呢个身份是可以抛弃，但 activist 的身份是我成世人的身份。Activist 不是职业，是 life mission：想要 make a change。”

五　被锁起的维园：别恐惧，活在真实里

　　邹幸彤的心在大陆维权工作。计画顺利的话，她本来想更加退居幕后，更自由往返两地，甚至在大陆长住，也可与男友野渡团聚。

　　可是，2019 年初，她过关被拦截，从此无法再回大陆。此后，反修例运动爆发、国安法通过，香港公民社会一沉百踩，随著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等人相继入狱，邹幸彤前面没人了，她决心补上。

　　她开始以支联会副主席身份接受无穷无尽的访问，总有前辈劝说她要保护自己，到最后，她只是默默按掉一些来电。

　　她收穫了一个战友，名叫陈皓桓，是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国安法实施后，团体纷纷退出民阵，原本的召集人岑子杰有案在身被还押，陈皓桓接任，被媒体称为“一人秘书处”。

　　邹幸彤从这个九十后的年轻人身上，感受到一种气味相投：

　　“有少少同病相怜，即个个都唔肯去，但觉得唔可以放弃、一走了之，要死顶住。一方面好无奈，一方面又是自己选择的戆鸠位置，预咗抛个身出去，那种不管不顾的感受。”

　　她无法放弃支联会，因为这个组织是为数不多关注中国民运的香港组织，累积了三十多年的人脉、资源、声誉，在追求两地民主的邹幸彤眼中，这是要保护的阵地。

　　在陈皓桓因 2020 年十一游行案上庭之前，邹幸彤常与他和一些朋友约饮酒，想在最后的自由时光里，留下快乐回忆。陈皓桓好几次对邹幸彤说，自己想不认罪，以此延长审讯时间，拖到六四，陪她一齐到维园悼念。

　　在陈皓桓上庭前某天，他们又约了在朋友家唱 K。他们二人合唱了《国际歌》，讨论一番此歌对彼此的重要性，惹得身边朋友们大笑。酒酣耳热，邹幸彤说起自己的六四计画，彼时已有风声，警方不会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

　　“咁遮无人陪你去维园？唔得，我一定要去。”陈皓桓再次说，他想不认罪。

　　邹幸彤当然再次反对，她告诉陈皓桓，六四不是他的责任，不要因此而失去了认罪扣减刑期。“我叫他不要傻。”邹幸彤哭了起来。

　　“一方面你唔想他这样，一方面你又好明白他的心情。”

　　5 月 18 日，陈皓桓保释被拒，即时还押。从法院走到添美道，看著雨伞、反修例运动曾人头涌涌的街，如今水马围得严实，孤单感袭上心头，邹幸彤掉了眼泪。

　　为了狱中好友，也为了自己多年来的信念，她不想退让。尽管支联会表明六四不会到维园，5 月 29 日，邹幸彤在 Facebook 发贴文，宣布自己将以个人身份，“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

　　6 月 4 日清晨七时许，邹幸彤刚走出办公楼不久，四名便衣上前，拘捕了她。带上车后，便衣才告诉她，是用《公安条例》作出拘捕，附上的证据，正是她的那篇 Facebook 贴文。

　　这天她最终无法到维园了。在她被扣留期间，维园也被警方锁成了铁笼。然而，数以千计的市民涌到维园外围、涌到铜锣湾旺角各处的大街小巷，打开电话灯或点燃烛光，流水式行走，如此悼念六四。

　　从警署出来后，邹幸彤感觉，“大家拿著烛光上街，这种抗争意志，才是真正传承了八九民运的精神。”

　　在她看来，这一天，六四与香港本土民主运动，再次展现出双向的关係：香港运动保护了六四的记忆，而六四的精神，也滋养了香港的运动。

　　她总爱用《六国论》“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来说明委屈并不能求存的道理。她仍会继续写文章，该发声的时候就直言。她希望帮助香港人克服恐惧，因此“攞自己出来试下，係咪真係可以喺香港搵返力量出来。”

　　“我希望传达到，面对强权，不是只有退让这种方法，而是可以不卑不亢，去坚守自己的阵地。不是有权力就大晒，人性的尊严的价值，是可以强过这些强权。就算你被困入监狱，你都可以保留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才是一个社会运动里真正的力量。”

　　她说，虽然很老套，但自己想“活在真实里”。

　　“我想堂堂正正咁做人。我想可以挺直腰板，讲所有我想讲嘅嘢、做所有我想做嘅事。但而家呢个社会就是，你做呢啲嘢，你要付代价。咁我想试咯，呢啲代价，真係付唔起咩？”

　　“我想拣一条路出来试下，係咪真係可以在极权下守护到自己的尊严。”

　　在剑桥的岁月，她崇拜哈维尔，有剧团四处表演哈维尔写的剧，她便追著去。2011 年，哈维尔逝世，邹幸彤很难过，第一个跑到捷克驻港总领事馆献花，职员拿出签名簿给她签名。后来，在她名字后面，第二个签名的，是野渡。那时他们还未熟络。

　　究底，对她而言，这一切信念和行动，或许源于小时候的六四晚会，激发天性，贯穿年月：“好原始、简单，见到不公义的事，你想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