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全球疫情阴霾逐渐褪去，世界经济开始步向正轨，市场关注焦点也转向“促成长”，这也让沉寂许久的中美经贸谈判重新浮上檯面。大陆副总理刘鹤1周内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财政部长叶伦视讯对话，紧接著两国商务部长也进行交流讨论，中美经贸风向开始转变。
官方对抗 民间合作这几次对话并未宣布任何实质成果，但从会后新闻稿来看，双方都认同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也认为有必要坦诚解决双方关切的议题。中美檯面上对抗归对抗，檯面下仍有合作的需求。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如何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彼此疑虑，加速经济成长，不只攸关中美双方利益，也牵动未来全球经济复甦的步调。
自贸易战开打以来，中美经贸关係出现裂痕，但相互依赖程度有增无减。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5867亿美元，较2019年成长8.3%，已逼近贸易战前的高峰水准。其中大陆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169亿美元，比贸易战开打前（2017年）还多出15%，其中有数月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从投资面来看，外人直接投资（FDI）金额虽大幅下滑，但部分企业对中国布局依然很深，日经亚洲最近一篇报导指出，美国科技大厂苹果2020年采用的中国供应商，从2018年42家跃升至51家，首度高于台湾供应商家数。今年前4个月，陆企赴美纳斯达克上市筹资金额来到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8倍，更比2019年整年35亿美元翻了将近1倍。这意味贸易战并没有让中美经贸与投资关係脱钩，在市场力量驱动下仍能维持连结。拜登即使延续川普抗中路线，民间却更倾向中美将在竞争中创造合作的元素。
美国参议院刚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以全面扶植美国新创及科技产业发展为立法宗旨，希望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争，美国商界却担忧，部分条款可能影响未来美国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与营运，尤其是半导体及医疗器材产业，受到的衝击可能更大。他们大声疾呼，应该修订部分争议条款，同时也希望拜登政府不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以免衝击出口、伤害就业，甚至进一步拉抬物价。
这样的呼吁，有其道理。5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5%，创下13年来最大增幅，剔除能源及食品的核心，CPI更是大增3.8%，写下29年新高。通膨压力愈来愈大，其中一部分是基期因素使然，但进口原物料及相关货品价格大幅上扬，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关税扮演的关键角色。
调降关税 中美两利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徵的关税，依旧受限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高达2500亿美元商品课徵25%关税，1100亿美元商品课徵7.5%关税。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统计，2021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平均高达19.3%。知名信评机构穆迪出具的报告更指出，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高昂关税成本，不仅大部分转嫁给美国进口商，大大加重美国企业的负担。如果关税继续存在，接下来恐怕不只会加剧进口商或企业的成本压力，更会进一步传导至美国零售商，从而推升消费者物价。
换句话说，降低中国进口商品所课徵关税，将可减缓美国的通膨压力。对快速复甦中的大陆而言，也需要美国这个外部市场的支持。美国仍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消费能力，更是大陆重要的出口市场与顺差来源。调降关税不只美国得利，大陆也将受益。更不用说，大陆要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仍需大量外部技术的奥援。若能透过贸易谈判，彼此交换利益以解除部分科技管制，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中美都有动机与诱因重回谈判桌，但步调可能得再快一点，一旦通膨失控或疫情再度复发，重启中美经贸谈判，恐怕又将遥遥无期，此刻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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