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对外宣传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台湾《上报》发表文章《要中国战狼装可爱很别扭》，作者吴奕军说，中共宣传表现真能如习近平所期许的让中国“暖化”？至少短期内我们没看到效果，中共外交部战狼风格未曾稍歇。例如在6月2日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宣称“美国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意有所指地表示这些实验室跟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的“蔓延始发地分布情况非常相似”，显示中共反抗国际强烈要求配合追溯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之态度顽强，并且照例“甩锅”给美国。
文章说，今年2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发表“锐实力与民主抵制之道”（The Sharp Power and Democratic Resilience Series）系列报告，其中特别受到重视的领域就是中共对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和媒体环境的威胁。近期NED接续发表的“中共在全球媒体的足迹：民主对持续扩张的威权主义影响力之回应”（China’s Global Media Footprint: Democratic Responses to Expand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报告中，关注中共在全球舆论的操纵手法，例如传播假消息、在西方主流媒体偷渡中共观点、为掩饰政治真相收买媒体、在主流媒体插页亲共广告、注资媒体与培训记者等等。报告指出，中共每年花费数亿美元进行大外宣，过去十年以来在全球争夺话语权的努力与影响力持续扩张。
作者说，由上可见，对中共而言，战狼外交与长期投注巨资的大外宣已是外交战的两大主要武器，尽管其粗莽的操作手法近年来已经逐渐被国际所察觉与警惕，甚至招致强烈反感，然而真要中共粉饰历史、彻底改变作风装可爱，仍然仿佛天方夜谭，只是迷惑世人的缓兵之计，正如习近平在学习会议中所强调“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终究难脱中共“不断斗争”之本质。
每个媒体都有倡议功能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何为“正常新闻”：“香港《苹果》被二度搜查，谁来定义言论自由”，作者郑昶人认为，《苹果日报》再遭搜捕，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远超一家媒体被政治打压的层次——当买一份《苹果日报》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完全不会触犯国安法——它正在新闻的各个参与者（包括读者、记者、编辑、广告商、投资者）之间制造断裂，打击整个公民社会的信息传播链条；它在香港新闻业界制造二元对立的敌我矛盾，试图“净化”业界生态、诱发严重的自我审查；它要规范“正常”与“不正常”，实际上骑劫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定义权。
文章说，《苹果》刊登的文章纵然有其政治立场和论调，但一直以来仍是属于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范围之内，其争议主要围绕在媒体是否具有“倡议”（行动）的功能。而就这一点，即便是在新闻学界内，也有不同考虑，在业界更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香港，把“倡议”明确作为自身定位，《苹果》甚至不是首创媒体。支持媒体的“倡议”功能的人认为，倡议只是对古老的传播功能之一的复兴，其实每个媒体都有倡议功能，只是具体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倡议新闻”就像“快乐新闻”“慢新闻”一样，只是非传统型态的新闻，依然要遵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与伦理，而即使在方法上有争议，亦应留待社会自行辩论修正。但今次事件则显示，政府已有足够信心，驱动国安法赋予的权力侵入本应属于新闻自由的空间。
复旦大学血案引发讨论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血染象牙塔，复旦年轻学者姜文华悲歌》，作者贾选凝说，青年科研人员在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姜文华杀人事件后的讨论里，集中为三点对目前高校状况的怨言：首先是科研人员受制于行政系统，而行政系统因其官僚主义的保守机制，会采用机械的量化方式进行管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反而对学术真有恪守的人会在其中活得很痛苦。其次是学术同行评价体系严重不足，导致缺乏人脉的青年科研人员成为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最后就是考评体制根深蒂固的僵化问题，青年人才只能沦为廉价的学术打工仔。
文章说，更有评论者反思：非升即走本来是从美国借鉴而来的制度，为何最终表现得最不适应的反而是许多留美博士，而并非本土的科研人员？大概正因为大陆高校在引入这项评量标准时，只着眼于结果，而忽略了配套程序与背后的制度保障，加上外来制度被本土化后又糅合了某些官僚主义色彩，就变成明明是鼓励绩效的措施，最后却变成把人逼出象牙塔的残酷考核。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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