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童年阴影：同学互相举报

前言：这是一段我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我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写出来。由于其发生在儿童身上，我尽可能不写的过于露骨，以免造成不适。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我决定部分公布校名、地名，并愿意承担任何质疑甚至诉讼。但因其发生在近20年前，我还是不公布当事人姓名，尽管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忘却。

我出生在寒冷的北方小城－－山西大同，一个因为煤矿而被全国人民记住的地方。在中国，资源禀赋优越的城市，往往有着较为集中的行政管理和单薄的市民社会，这塑造了当地人的性格，保守、老实，易于管理。

但随着一位教导主任（以下化名“章老师”）的上任，一切都发生了改观，学校无论在成绩、纪律和仪表考核上都排入了市内前列。从教育局的打分上看，它无疑是一所好学校。

这一切的变化，都要归功于一种叫“值周生”的制度。在很多学校，“值周生”的存在只是在校门前站岗，检查红领巾和记录迟到，而章老师上任后，它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

每天课间，都会有带红袖章的学生游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随意没收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东西，零食、玩具、卡通书瞬间成为“违禁物品”。甚至，班主任也成为被监督的对象，课堂言论、班级纪律和卫生情况，都由“值周生”打分向上汇报，并直接挂钩工资绩效。

一时间，人人都变得战战兢兢。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摸到了这份差使的门路。没收的财务不上交而是自己享用，故意举报讨厌的同学和老师泄愤，埋伏在操场角落等待课间携带“违禁物品”的同学，在没收东西时才掏出“红袖章”亮牌身份……

当然，这种“美差”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只有到四年级才有资格成为值周生，并且成绩要名列前茅。满足这两个条件后，章老师还开发出了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确保只有最服从和听话的学生，才能获得如此“特权”。

这个标准包括教务处的“评价”和老值周生的推荐。前者考察的无疑是服从性，而后者则催生出“派系”。作为贯彻官方意志的“执法者”，值周生必然是占比很小的“精英”。长期的监视行为会积累怨气，容易遭到同学报复，而寡不敌众。因此，一个会“做官”的值周生，必须拥有自己的“拥趸”，靠的就是分赃和培植势力。

你无法想象一个7、8岁的小孩，已深谙权力的游戏。一些值周生会在低年级安插自己的眼线，为自己通风报信。一有“违禁物品”出现，立刻赶赴现场没收，然后再与“拥趸”们销赃。当然，对于低年级同学，最重要的是搞好和值周生前辈的关系，这样便能在升入四年级时得到推荐，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有的值周生还会把自己的“红袖章”偶尔借给小弟爽一爽。

推举制度所产生的“派系”，成为了学校最大的“黑社会。值周生麾下小弟，为了获得“大哥”的赏识，疯狂举报同学，遇上冲突时甚至冲锋在前线，形成了一种“内卷”。低年级同学因为体力因素，成为被欺凌的主要群体，但等到他们“上位”成功，又会变本加厉欺负比自己低龄的同学。

教导主任并非对这些事不知情，曾有人向教务处举报“值周生”的胡作非为。然而，却没有一位值周生被给予处分或警告。因为，他们的存在，的的确确给老师的“政绩”带来了提升，而那些“特权”则是犒赏。成绩、形象建设是校领导最在意的，至于用什么手段实现，似乎并不重要。

我想起一位著名政治家的组织论，“要控制全社会的人，只需要控制5%的精英，然后让这5%的精英去控制剩下95%的普通人。”“要通过不停的政治斗争和清洗，来确保5%的精英时刻保持对组织的忠诚，以便更好地执行组织的意志……”

值周生会在每季度的校考后进行换新，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继续在升旗仪式上享受同学羡慕的目光，就必须努力考出高分，这客观上的确是一种激励。我虽然不努力，但从小读书比较在行，居然不小心考了全校前十，阴差阳错得到了“特权”。

得到通知后，我来到教务处接受培训“洗脑”，领取了那象征“特权”的红袖章。出门后，一个老值周生和我套近乎，为了获得下届我的推荐票，他告诉我如何找小弟，同学喜欢藏在哪里看漫画书、玩“洋号”和卡片，并主动带我去“试试手”。

回到家中，父亲注意到了我来路不明的零食、玩具和漫画书，便向我质问由来。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居然自豪地向父亲介绍自己的“光荣履历”。听毕，父亲与我促膝长谈，第二天，我上交了没收的零食玩具和“红袖章”。刚满9周岁的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原谅这种制度给同学们带来的伤害。儿童并非不明事理，只是无知而分不清善恶。在他们价值观建立的时期，把不受约束的权力赋予他们，让他们彼此斗来都去。当他们尝到了这种“特权”的甜头，产生路径依赖，会给他们未来的为人处事带来怎样的影响？

想到这里，我细思恐极。为了表面的光鲜亮丽，同学之间基本的信任感和道德感荡然无存，只剩下彼此的警惕和竞争。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恢复儿时应有的朴素情感，每个同学像原子一样被打散在社会，彼此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老师常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我觉得它更像社会的镜子。在畸形的遴选制度下，所产生的“道德模范”，往往是道德败坏之人，是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自此之后，我不再对升旗仪式下的“先进少先队员”抱有仰慕，我觉得恶心并开启了我的“叛逆之路”。从此，一切评奖与我无缘，而内心的价值观却在悄悄建立。

这让我想起秦制，在鼓励互相揭发、检举中，秦皇的意志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集法家大成的《商君书》认为，人只有两个功能，即“农战”－－生产和战争。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两个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被使用，任何道德都可以被抛弃。

如今，法家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秦国的覆灭而消亡。各种师生检举、同学检举依然被使用到学校的治理中，看似能更好地服务于某种目的，却让学校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成为人文主义的沙漠。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学校，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