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突然死亡：解读国安法与人质外交

　　香港的《苹果日报》正式结业，而且连一传媒集团其他所有刊物，就连未被《港区国安法》拘捕高层或查封的《一周刊》、《饮食男女》等，也一并终止。连带所有这些媒体曾经存在过的网上痕迹，亦一并消失。这不但比外界估计一传媒集团尚有数年营运经费的时限快了很多，甚至比《苹果日报》董事会本来说等待政府官方回应，解冻银行户口的死线，还要快了几日。为什么连几天也捱不下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港区国安法》，国安警察可以随意拘捕任何人，拒绝让其保释；也可以随意冻结任何户口，而凌驾劳工法。更离谱的是，原来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可以僭越其他条件，去“警告”如果怎样就“等同违反国安法”。例如，刚升任政务司司长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冻结《苹果日报》户口后，就专门发信警告七家银行，说任何协助解决《苹果日报》营运经费问题的，已经“等同违反国安法”。根据同一警告，假如是《苹果日报》内部员工、集团内其他成员提供资金协助《苹果日报》避免倒闭，已经是违反国安法。

　　设定了这样大的网，自然要收网。香港政府上周拘捕《苹果日报》5名高层，“只”正式检控其中2人（都是不得保释），就是留有“人质”：要是《苹果日报》高层想到周旋办法，或7月后继续发行，自然需要和被冻结户口以外的“外部势力”“串谋”，其他高层就可能立刻出事 -- 被检控的更难保释、随时加控；被捕未被检控的随时落案，然后就是长期还押；未被捕的也随时被捕，前程未卜。

　　换句话说，被还押的高层在牢里是人质；被拘捕没收护照的高层反正不能离港是人质；未被捕的苹果员工没有粮出，也可能随时被捕是人质。整个香港，其实都是人质。要是你是《苹果日报》高层或是一传媒集团高层，任何抵抗的决定、协助集团苟延残喘的决定，可能立刻换来政权根据《港区国安法》“依法”拿人质开刀。亲手加速集团的死亡，情感固然痛苦，也要承受主动跪下来的压力。但稍作抵挡，在极权面前，一切正常手段于事无补，还可能连累人质承受更惨的苦况，又于心何忍？

　　最后，政权还怕大家对“人质外交”的本质未有充分觉悟，再拘捕《苹果日报》高层以外的主笔李平；然后放风说，预备了大量警车到《苹果日报》大楼搜捕员工。讯号如此清晰，就是要《苹果日报》尽快消失，确保七月一日作为中共百年党庆的大日子绝对不能有任何杂音。由于任何网上档案都可以成为国安法检控的“证据”，一传媒删除了所有档案，希望能营救人质。这是非常彻底的破釜沈舟：没有了业务，一传媒作为上市公司自然下一步就是被除牌。

　　根据国际关系伦理，通常一方彻底投降，人质是会获释的。但这次呢？难说。

　　时代异与同：昔日港英对付左派媒体，也会斗而不破的......

　　《苹果日报》被逼告别香港，不少亲政府支持者振振有词地说：有权必须用尽，从前港英不也是这样对待“爱国媒体”？但事实上，六七暴动之后，港英就没有用过那些严苛恶法、古法，因此几代香港人对英国都有好感。就算是对1967年前有亲身记忆的爱国人士，又真的会认为港英“十恶不赦”、“有权用尽”吗？

　　恐怕不是。

　　例如六七暴动期间，港英也查封过三间左派报纸，但和今天取缔《苹果日报》的霹雳手法却非常不同。当时港英策略是“敲山震虎”，放任《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直属北京的左派大报不管，而“依法”取缔了三份外围左派小报：《田丰日报》、《香港夜报》、《新午报》，拘捕和控告了它们的三名负责人加上两名印刷商代表。五人最后都坐了两、三年牢，成了左派阵营的“爱国英雄”。

　　六七暴动期间，港英的紧急法确实严厉，而根据现有法律，也足以凭“刊登煽动性文字”、“刊登虚假消息”、“刊登文字图引起警队不满”一类古法“拉人封舖”。但除了没有根本毁灭左派阵营的宣传机器（《文汇》、《大公》根据同一标准，社论和报道都煽动百倍），港英也传递了一个讯号：只取缔外围是留有余地，希望大家日后好相见，而且明示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法，真的是“打击一小撮人”。你看连《文汇》、《大公》都没有动，可见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尊重多元的。

　　而且六七暴动期间，左派机构都是负责人问责制，没有像今天国安法那样，可以把整个一传媒集团的所有员工、股东、读者都列为“潜在共犯”去打击。港英并没有刻意制造人人自危的不安全感，希望一切尽快回归法律，更没有想过以员工生计要胁六七暴动的“斗委会”。反而，要胁工业行动的是后者。

　　更资深一点的前辈大概听到这里就会驳斥：港英也是查封过《大公报》的。是的，所以一定要全面重温。

　　1952年，《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抨击港英政府拒绝中国慰问境内大火灾民的代表团入境。由于这事演变成左派群众骚乱，港英政府以“煽动罪”拘捕了发表“失实内容”的《大公报》督印人、总编辑和承印商。结果经过法庭审判，判决前二人罪名成立。当时刑罚是“罚款四千或监禁九个月”、“罚款三千或监禁半年”，也就是无需还押、罚款数目也不大（而且不可能是自掏腰包），这部份明显属象征性。

　　比较严重的，反而是法庭勒令《大公报》停刊半年。后来《大公报》按照英国人的法律程序回应，请御用大律师上诉，结果一方面上诉被驳回，另一方面法庭又判决“维护法律目的已达、《大公报》毋需再执行停刊令”。结果《大公报》只是象征性停刊了十二天，也没有任何一名员工因此失业。

　　这样的处理就是斗而不破，继续和平共存。和2021年港府取缔《苹果日报》相比，1952年的港英起码容许法律程序出现，而且还真的让《大公报》通过法律程序改变结果，而双方又有下台阶。当年案件审判前，不会把《大公报》督印人和总编辑“未审先还押”；甚至判决了，也只是形式上“选择坐牢”，这是刻意维持了对方的尊严、和尊重对方背后的大老板。

　　须知当时的《大公报》不是今天的《大公报》，有大量南来一线知识分子坐镇。督印人费彝民长期担任周恩来和外交部体系在香港的首席代理人，平日温文儒雅、精通法语、擅长和外国人打交道；总编辑李宗瀛也是有国际视野的国际版前辈。假如他们被港英下牢，肯定有国际社会声援。而港英不像今天港府，是既尊重知识分子又重视国际舆论的。

　　至于让当时港英眼中“外国势力”操控的《大公报》长期停刊，港英更是想也没有想过，否则也不会自己决定“缩短”禁刊令，连半年的敏感期间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处理，自然不可能没有中英两国背后的谈判出现。这也反映那些年的香港，虽然各方势力云集，但还是尊重基本游戏规矩的。不像今天，《苹果日报》要彻底消失、不留全尸，确确实实“往死里打”、“快狠准”，可能正是吸收了港英“不够狠”的教训，才要加倍奉还。

　　港英对付左派报纸或左派工会之时，香港精英要是同情左派，不但不会被连坐，还会有光环。1952年，为《大公报》打官司的都是如假包换的御用大律师；而今天在资深大律师排名第一的“泛民主派”元老李柱铭，正是在六十年代仗义为左派工会打官司得到北京好感，多年后才得以被接纳进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到了今天，《苹果日报》灭顶，连买报纸的老师也要因此停课。这种白色恐怖，自然让港英甘拜下风。

（ 注：本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沈旭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