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的东方主义与体制内的野蛮人

香港《苹果日报》结束营业，见证了新闻自由的丧失。香港这几年的变化，令人慨叹，一个繁荣、自由的公民社会就这样的被横柴入灶。 

自1995年起，香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排行，始终位居第一，可说是保守主义眼下的海报小孩。此一标准所掲橥的是右翼的极简施政风格：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低税负、高清廉度，以及独立明确的法律所给予的财产与人身保障。

中国在2020的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与贪腐感受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排名也都不佳或仅是一般，分别是128个经济体中的88名，与179个经济体中的78名。加上中国又是大政府跟大陆法，与香港原本的小政府与英美法体制实为光谱的两端。

如今，由上而下，硬生生的被植入由中国所构思的国安体系，对众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惊悚、无法置信的经验。在各地旅游，曾造访过许多的城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德里的红堡、阿布达比的Al Jahili古堡、日本的岐阜城与山西的皇城相府。踱步在这些堡垒中，我不免会想：一旦堡垒内的平静生活遭到入侵，将会是多麽的可怕！虽然，岐阜城的险峻，还是让我相对放心的。

野蛮人来到了门口（barbarians at the gate）一词有时用来表达文明圈子对于档次较低的入侵者的敌视与不屑。文人相轻，某些古典领域的研究人员可能私底下觉得：另一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本是才不配位。保守派经济学家Thomas Sowell向来看不惯美国体制内的特定科系专家。他写过一本书，书名为门里的野蛮人与其他的争议性评论（Barbarians Inside the Gates and Other Controversial Essays）。在香港这个案例中，威权体制的买办们则是进到了自由与法治的体制内。 

萨伊德（Edward Said）曾提出东方主义这样的概念，意指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差的刻板印象与描述。然而，在西方人印象中，香港却是揉合东西元素的先进社会，并不是那麽的东方刻板。我的美国论文指导教授曾告诉我，在香港可享受到最好的西式早餐与中式晚餐。而许多港人虽接受菁英的西式教育，但他们家族聚会照片中所呈现的场景，则又是很东方的。

于是，当西方人看到那样的一个先进社会，重新被划入山寨的版图内，内心所起的变化，是很难去描述的。也许，那是一种东方主义意象的廻归：一个早已脱离东方主义的实体，又要被拆卸，局部还原成东方主义的型态。

马毅仁（Ian Buruma）于五月份，在台湾与历史幽灵（Taiwan and the Ghose of History）一文中，援引了许多范例，说明诸多西方政治人物，是如何的害怕自己成为与希特勒绥靖的英相张伯伦，承受千古骂名。而廻归东方主义这意象中的种种场景，免不了会唤起慕尼黑协定的历史幽灵。

香港的黄大仙庙源自于广州，据闻当年遭到军阀陈炯明以破除迷信为名，无法守护庙产，无奈迁移至香港。之后，弟子们在大仙乩示下，觅得凤翼宝地，成了今日香火鼎盛的啬色园。陈炯明当年在广州声势滔天，但有一天他终究也是下野了，来到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境遇不佳，下葬时用的是他母亲为自己所准备的薄棺。

陈炯明是个争议性人物，有毁有誉。他与黄大仙庙在广州与香港的两段交错，是一则桌子转动、形势对调的轶事。至于，香港当前的一些政坛人物，他们日后的历史定位，应该就不会像陈炯明，因为也都没什麽好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