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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族迁徙 带83岁老妈三姐妹六孩子移民英国
www.creaders.net | 2021-09-29 16:47:56  自由亚洲电台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2020年夏天起,香港涌现30多年未见的移民潮,至今未见停歇。据香港统计处数据指,2021年中同比去年,香港淨迁移人口数字为89,200人。香港大学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教授叶兆辉对媒体表示,由于移民需要时间准备,预计今年底至明年才达移民潮高峰。芸芸迁徙人潮中,老妈妈程小凤这一家,承载了香港战后6、70年来的奋斗、希望和心碎。面对两年多的政治动荡,他们一同经历大时代,一同思索个人和家庭的未来,最终在逾80高龄之际,老妈妈决定,道别香港。然而,离开也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族中,还有人选择留下。从自由骤然迈入威权,香港的每个个体、每个家庭都必须寻索自己的答案。

  又是一个周五晚上,大家庭聚会的日子。老妈妈一个人操持了八菜一汤,老火汤青红萝卜煲猪骨、清蒸海鱼、手撕鸡、蚂蚁上树、煎蛋角⋯⋯最后一数筷子,8双,齐了。

  “好凋零,好凋零了,”一直随妈妈住的二女儿念叨着。六女儿接话,“爸妈都是从大陆来的,在香港亲戚不多,但我们大家庭就很close,什么都聊,不会说政治就不能碰,社会事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老妈妈生了6个女儿,眼下8个孙子、1个曾孙,大家庭四代同堂。从前每周五的晚上,几乎都是20人一起吃饭,大人围大桌,小孩另设一桌,约14坪的老房子挤得人声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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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为示意,非文中当事人。)

  2019年改变了一切。回想起一起经历的反修例运动点滴,不少家庭成员都先深吸一口气。现在,大家很少细说两年前了,在他们心中,创伤仍在,而改变的希望几乎彻底破灭。去年秋天,二女儿、三女儿和六女儿都萌生离港的念头,随着BNO护照的“5+1”政策移民英国。还是在这张聚会的大圆桌上,大家问老人家意见:你想走还是不走?

  83岁的老妈妈腰板挺得直直,一头银丝梳得齐顺。“你们想我给什么答案呢?”她鬼马地故弄玄虚。女儿们心里挣扎,既想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又不舍得年迈的母亲,长年照顾妈妈的二女儿更是辗转。老人家干脆一句,“好啦,我也一起走!”大家激动得鼓起掌来。

  老妈妈程小凤,生于中国广东的农村,3岁丧母,8岁丧父,13岁开始一人在香港打拼。她说,自己和丈夫年轻时捱得辛苦,看着贫瘠艰困的香港一步步发展成“世界的中心”,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她每日盯着新闻,每晚戴着耳机听刘细良、萧若元等时事网台,看着媒体倒闭,人们被捕,组织解散,教育界“日日都在变”,就想起了家乡1950年代的样子。

  “我觉得2021年,共产党正式解放香港。逐步逐步在走了,就好像我们当年在乡下的时候,”程小凤说着,“最初我是看着共产党入城的,最初真的很好,他们很守规矩的,但1951年(边境)一封锁,就不同了,那一招叫关门打狗。”

  一、流落香港,白手起家

  程小凤落地香港,纯粹是动荡时局下的一个偶然。

  她和数个哥哥姊姊原本生活在广东农村,父母已病逝,大家吃了上顿没下顿。1951年春节,听说香港有一座好玩的虎豹别墅,是富商胡文虎建造的主题公园,姊姊说带程小凤去看世面。

  两人才刚刚到香港4天,报纸新闻就来了──边境封锁,香港的人不能回去,大陆的人不能出来。

  深港边境此前维持着自由状态。两地人常常通过罗湖桥、深圳河的浅窄处往来,关口的概念非常模糊。1949年10月,共产党一路南下击败国民党,伦敦起初高度紧张,但行军打到深圳河就停了。随后两年,尽管根据中英协议,两地人不能自由来往,但两地农民都不怎么理会,边防人员也很松懈。直到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正式发令,深港边境即日“封锁河口”,越过防线者就是“叛国投敌”。

  一夜流落香港,姊姊着急回乡,程小凤却很淡定。对于急遽变化的政权、边界和意识形态,她还没什么见识,但她思忖,回家也是捱苦啊,不如留在香港打工。

  她开始在香港岛做家佣,从10港元一个月,慢慢做到90港元一个月,在洋人家打工时学会了几句英文,又认识了跟师傅打工的小伙子张添声。张添声同样来自广东农村,13岁时,做村长的爸爸病逝了,在封锁之前,他一个人到香港做学徒。

  “中意他正直、忠直咯。大家都是很穷的,打份工,所以结婚了之后,大家挨得很辛苦,”程小凤回忆着,虽然艰苦,但香港机会多,多劳多得,命运似乎能自主把握。

  在店铺,张添声每天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10点。得知他生了大女儿后,老板马上给他加工资,每月加60港元,他高兴地跟老婆说,“我们女儿是铺头养的。”后来,有朋友看到这个小伙子如此勤奋,说不如 投入本金给你开店。

  1965年,夫妇俩在港岛沿街租了一个前铺后居,做起小生意了。

  60年代,家与城一同茁壮

  在深圳河的另一头,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边境封锁后几年,终于开放了探亲,程小凤多次回乡看家人,大家跟她说,家对面的小学,“老师很惨,被批斗、戴帽子”。行计划经济、搞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在1959~1961年爆发了大饥荒,伴随着“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百姓不堪重负,一批批冒着生命危险,从深圳河游水偷渡,有的不幸死在解放军枪下,有的最终爬上了香港河岸。

  “后来那班搏命游水下来的人,更加犀利,他们在大陆已经磨到半死的⋯⋯”程小凤说。对香港而言,大批难民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扎实勤奋的劳动力,从上海逃来的民营企业家又带来资金、技术,大家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中各谋生机。

  二女儿美雅恰好出生在1960年代中,从当时开始,香港的人口、GDP均快速增长,一跃实现经济腾飞。“他们总是说我脚头好,从我出生开始,家运就一直好,”美雅笑着说,小店铺的生意从零售扩展到行货,女儿逐个出生,下课了就去店铺帮忙,四、五年级就开始跟车搬运。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八口一起挤住在店铺后方的屋子里。直到1980年代中,有人介绍说,在铺头附近有一幢唐楼,当中有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卖27万港元。夫妇俩咬咬牙,拿出几乎全部积蓄,50岁的程小凤,终于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眼见回归:“共产党你都信?他们不会变的”

  大国夹缝中的香港,当时对自身前途暗涌不安。中英谈判已经结束,敲定了这个自由港回归中共政权的命运,但一国两制的安排释放了一些希望,雏形刚起的民主派积极争取民主制度的落实,中产人家则纷纷考虑移民或转移资产。

  程小凤记得,那几年,新闻、电视剧都在诉说大家的恐惧,但移民,对她来说太遥远。大女儿才刚刚出嫁,二女儿大专毕业,但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几岁,拼搏和搵食还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

  尽管对于回归,美雅记得,爸爸是担心的。1997年6月30日深夜,载着解放军的军车在滂沱大雨中从深圳驶进香港,爸爸看着电视直播,“一直骂”。

  美雅说,自己当时非常不解。小时候,她曾经跟爸爸回乡下,把干锅巴、冰糖、布匹背回去,小孩们穿得像个粽子,衣服一层又一层,到了乡下就脱下来送给乡亲。她觉得自己对大陆有一种“怜悯”,“觉得香港可能可以contribute他们,让大陆更进步,可能经济方面更好,政治上也可以开明一些。”

  “50年不变,中国也会变得更好,变得像香港一样,不好吗?”她这么问。她记得爸爸抛下一句:“共产党你都信?他们不会变的,你真系傻女!”

  二、扭转余生的2019年

  无论如何,回归后的十多年里,对于程小凤这样的殷实人家,表面风平浪静。

  美雅曾经去外国读书,1990年代初回到香港,“当时一地都是工,招聘广告上个个都直接标明工资的。”她进了企业做管理,职业发展顺利。美雅和妈妈住一起,妹妹们一个个出嫁,周末就带妹夫、小孩回来玩,大伙儿一起吃饭、打球、逛街。

  大家庭也曾经遭遇变故。家道安稳之后,长年劳累的张添声病逝了。多年之后,五女儿不幸病逝,留下年幼的一儿一女。像年轻时独自谋生一样,程小凤沉着地挺过挫折。她承担起照顾病逝女儿的小孩的责任,外婆家也渐渐成了家族大本营。由于靠近港岛的港铁站,交通便利,平日大人有事,就过来放下孩子给母亲照看,孙子们长大了,补习后也自己去外婆家玩。

  在熟悉的港岛小区,生活终于织成了一张安稳的网。大家从来没料到,香港将硝烟四起,母亲家附近也爆发激烈冲突。2019年,这个家族大本营又有了另一层意义。

  一大家子里,有运动的各种路线

  六女儿泳欣记忆很深,当时每到周五,心情就紧张起来,留意周末有什么活动,晚上的聚会也成了新闻时事、社运路线的讨论大会。“周末放下小孩在婆婆屋企,就出去,”几个姊妹中,长姊立场相对保守,另外几个姊妹、妹夫都亲近民主派、支持运动,大家去游行、集会、义载,“做和理非可以做的事”。

  一次义载回来,已是深夜,泳欣的两个小孩都在外婆家睡着了,她这时才想起明天是9月1日,孩子开学日。“以前开学日会非常紧张,那时真的完全忘了,”夫妇两人连忙漏夜回家把书包、校服一一运到外婆家。

  游行之后,大家又在外婆家一起看直播。在离家不远的港岛主干道,警察用催泪弹、防暴枪击退示威者,人们节节后退,一路逃到他们家楼下。“楼下好多人啊!”在窗边留意形势的老妈妈大喊,女儿们早已跑下楼。美雅说,大家都想帮忙疏散,“这一带容易迷路,我们最熟悉这里,不想看到年轻人被捕。”

  家中孙辈们也有直接走上前线的,大人们感觉矛盾又担忧。泳欣说,大家都支持民主运动,但讨论起具体手法,也会争吵,“觉得还是有责任对他们说,原则一定是不要伤害人,不要破坏东西。”

  一直留在家中看直播的程小凤,最担心自己亲手带大的孙子会遭遇什么危险,在她认知中,香港警察彻底变了。自十几岁来港之后,她对香港警察印象还不错,“以前的差人,在你家门口行过都不能入你屋企的,要有搜查令⋯⋯现在不是的,钟意拉就拉,打就打,以前差人打人是要拉入差馆、套住你的头先打,现在不是的,差人拖到那些人面都烂了,跪在他们身上,睇到好伤心、好辛苦。”

  看直播的时候,她常常哭,想到自己的孙儿,想到许多年轻的示威者,她觉得香港“好凄凉”。

  踟蹰在离与留之间

  将近两年后,泳欣回想起运动的街头,眼眶红了。“很多声音都还经常在脑中的,街头(示威者拿着铁栏杆)敲地的当当声,831那晚地铁站的广播声,”她至今不敢看关于那场运动的任何纪录片。尽管已经决定和家人一起移民,但每次一说到要离开,就忍不住哭。

  “最不舍得很多年轻人⋯⋯我知道有人会骂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我真的好希望无论走的还是不走的人,都好。”作为全职妈妈,泳欣一向关心香港时事,和姊姊美雅一样,她一度对未来充满希望。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人们投入史无前例的和平占领运动,以争取普选,泳欣去金钟现场送物资。“即使后来结束了,但还是觉得有希望的,那时候觉得,原来香港年青一代都几好嘢!(原来香港年轻一代都挺厉害的!)”即便到了2020年年初,街头运动停歇,她也没有走的念头。

  希望开始冷却,是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敏感的丈夫很快开设了外国户口,不过,泳欣还是常常和丈夫辩论。

  “香港还是有法治、有程序的,在位的人,多少还是有底线的,”泳欣这么说,但丈夫总觉得,“有些东西是会慢慢荒废的。”后来,看着愈来愈多人被捕,一传媒集团被搜查、还没审判资金就被冻结、《苹果日报》轰然关闭,她不再这么说了。

  如果抓着抓着抓到我

  自回归震荡期后久久未见的移民潮,在香港爆发了。伴随着英国、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香港开启不同计划的快速签证、定居或入籍方案,示威者、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普通家庭纷纷离港。对于不少年轻家庭而言,孩子教育是首当其冲的移民原因。

  在COVID-19疫情之中,泳欣天天陪着读小学的孩子Zoom上课,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她很快留意到儿子所在的政府小学的课程转变。“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用《中央电视台》的片段,看警方公布的影片,我觉得教育应该全方位,围绕『德智体群美』,但现在校内活动,例如作文比赛,全部围绕《国安法》、《宪法》,”后来恢复面授,小孩放假回来常常说,今天又没有午休时间了,“要听林郑月娥讲话”。

  不过,泳欣觉得,小孩只是一个因素,最终决定离开,关键的是,“自己的心不安定、顶不顺了”。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看着前民主党议员许智峯离港后银行账户遭冻结、立法会民主派初选47人统统被香港《国安法》起诉后,她和丈夫决定,“快点走”。

  “现在这样抓人,会不会抓着抓着,就抓到我,虽然自己好似只是普通人,但最后会不会变成前面的那一层?”她说,留在这里,心里总是不安稳,此刻,土生土长的香港不知怎么反而好像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困境”。

  三、“大家可以一起走吗?”

  面对离留抉择,亲密的大家庭有太多的考虑和牵绊。与泳欣想法相近,美雅和三妹一家都想要离开香港。

  五妹留下来的两个孩子,是快要升大学的哥哥和中学的妹妹。听说家人考虑移民,妹妹主动问,能否带她去英国读书。“哥哥原本说他不想走,我明白,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要守在香港,”美雅说,她不勉强。过了一段日子,哥哥说,他也想一起走。

  五妹夫是不舍得的。“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打算走,或许在香港教会还有事情想做。”进退如何选择?大家最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两个少年自己跟爸爸表达意愿,大家一一分析可行性,五妹夫点头同意了。

  每日看着形势变化,程小凤“叫后生的快走”,但她自己,还是不走了。美雅很矛盾,自己留在香港,心情每日都很糟糕,但自己也移民的话,谁陪伴妈妈?长姊有自己的大家庭,何况她年纪也不小了,另一个妹妹,虽然还没决定,但也在考虑离开。

  “我走行得通吗?妈妈也走行得通吗?大家可以一起走吗?”她每天都思来想去。

  移民潮下,每个世代的不同苦恼

  移民潮急遽翻腾,许多香港家庭都经受着与美雅相似的苦恼。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有的老公想走、老婆不想走,有的自己想走、但担心父母无人照料。有新闻已报道,一些老人因为子女移民而情绪不稳,寻求社福机构援助,还有机构顺应移民潮,推出“代照顾”服务,例如陪老人看医生并定期回报给外国子女。

  抉择之前,女儿们想先好好了解老人的心思,大家派出和妈妈最聊得来的六妹去打听。

  去年秋天,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泳欣约妈妈去走走。从家出发,去了湾仔海滨。程小凤觉得,香港变了真多呀,从前年轻时,自己站着的地方还没有填海呢,那时的大海更宽广,年轻的张添声很喜欢到海边看大轮船,“现在的港口窄到好似一条河。”

  母女俩走走歇歇,一路散步到西环泳棚,泳欣说,女儿们担心自己移民了,没有人照顾她,而且平日和她最聊得来的女儿、她亲手带大的几个孙子都要走了,大家终日彼此牵挂。

  “我怕拖累你们,”程小凤缓缓说出。

  “原来妈妈是这样想的,”泳欣当时才真正理解。她告诉妈妈,其实自己很想有机会照顾她,“你看,我们以后也会变老的,照顾你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以后怎么照顾自己啊。”两人走走聊聊,到家时已经天黑了,她不想勉强妈妈,“你慢慢消化下,看看之后有什么想法。”

  考虑了两星期,程小凤就拿定主意,跟女儿们一起走。“我在香港的话,我又挂住后生,后生又挂住我,大家都不好,”程小凤思忖,倘若和二女儿留在香港,其他经常聚会的亲人都移民了,两个人对久了也生烦,愈活愈孤躁。

  她又想到了未来数年,自己腿脚或许不如现在麻利了。“你撑不到,都是困在家里的,你过去那边,困在那边,前面都有一片草地给你看一下啦,”她心里这样分析,“想到这一层,我什么都不惊。”

  四、“他生前跟着我,死后也是跟着我的”

  家人们都知道,程小凤一旦拿定主意,就绝不朝三暮四的。

  一大家子都要走,美雅拿出了做项目管理的本领,开了一个Excel表格列清所有事项:帮五妹的两个孩子找英国学校、安排签证和飞机,研究如何开外国户口,香港的钱如何转移到英国,如何清理所有资产。

  “清了所有家当,全部都带过去,不留钱在这里了,”美雅淡淡说着。回想自己当年和爸爸的对话,她觉得自己想法当时太简单,“好啊,50年不变,就让他们追,没想到他们反而拉回我们下来。”经历了这两年的动荡,她生出了一种带着伤痛的绝望,“真的没有留下的余地了⋯⋯不会有很强烈的希望可以『煲底见』。”

  2019年反修例运动炙热之时,支持者有一个煲底之约,煲底指的是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的地下示威区,待运动要求达成的那一天,众人一起脱下口罩,相拥而见。想着这些,美雅心底生出一种内疚。“我们最初说要contribute这个运动,让这里变好,(这和离开)是矛盾的,这也是我自己的矛盾。”但她又感觉,生活在香港,在恐惧和忧虑下,生活方式会变成“觉得有问题也不能说出来”,这和自己做人坦诚、有话直说的原则是矛盾的,最终,将是每日活得抑郁。

  程小凤思想更干脆些。83岁了,她了解自己的身体,不忌讳谈生死。“我经常说,去到英国,我未站稳就可能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禁忌的,随时都是可以走的人了,”程小凤说,“后来想想,过去了住一个月都好,都叫作踏出去了,思想自由一些!”

  她已经做了身体检查,打了复必泰疫苗,做好了跨洋过海的准备。

  自2021年夏天开始,大饭桌上的筷子就愈来愈少。三女儿一家四口最先离港,目前已经在伦敦安顿好。五妹的两个孩子和泳欣的其中一个孩子,数周之前也先行背着书包离港了。最近,泳欣、美雅和老妈妈则忙着收拾行李,到了伦敦之后,他们计划住在一起。

  9月末的周五晚上,八菜一汤下肚之后,程小凤最先离桌,她坐到沙发上,戴起耳机,在大电视上收看刘细良的YouTube《城寨》。有时候,她会边听边评述,早前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爆发总辞争议,刘细良最初不支持总辞,“妈妈听了大声骂,不辞做咩,无骨气!”

  随着再度迁徙离散,认同的变与不变

  从大陆来港数十年,一度安稳扎根,眼下大家族又要再次分离和迁徙了,问起以后,会否有身分的迷失,如何看待自己是哪里人?泳欣和美雅不约而同,“很矛盾。”

  美雅:我都会说我是中国人,但感觉不是很实在。

  泳欣:当然是香港人啦,但会不会说我不是中国人呢,我不会。

  美雅:血统上都是中国人。

  泳欣:不过就算没有运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也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美雅:对,总要加一句“we are from Hong Kong”,不过如果人家问Are you Chinese?那我真的答不出No。

  “以后怎么样,还看在英国是否能落地生根,即使你不想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当地人是否一定觉得你是英国人呢,不一定,”泳欣分析着,自己这代人,大约会一直处于矛盾的灰色地带,但孙辈们可能就分明了,“一定说自己是香港人。”

  程小凤摘下耳机,说,“我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咯。大陆没有我份的啦,自从共产党洗脑之后,我们大家两边人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就算我们小的时候,是兄弟姊妹,我出来香港了,他们仍然在大陆,等我们返去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不同了。”

  她计划着,这次移民英国,她要把丈夫的骨灰也一起带过去。“如果是合适的,我在那边走的话,就把骨灰烧了,葬在一起,”她这么想象着,突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褪色的红色小钱包,里头有复诊医生的名片、八达通、两张她和孙儿的合照——现在他们都在英国了,还有她和先生的证件照,“你看,我带着他的照片,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早几年,张添声在广东乡下的叔父,曾捎话给程小凤,说让她在香港做一场法事,为张添声“招魂”,招回乡下的祠堂去。她听了,这样回广东叔父,“我不会带我老公返去的,他生前跟着我,死了都是跟着我的。”

  ※本报道为《报道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程小凤、张添声、美雅、泳欣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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