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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过去一两年里,人们热衷于谈论学区房,谈论择校,谈论培训巨头们的兴盛和衰亡。这些概念多存在于大城市间。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生态少有被讲述的热度。
与之相对应的,是广大县城中数量庞大的学生。调查研究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无论是衡水模式大行其道的时候,还是“双减”之后,周末学科培训被叫停的现在——补课,在县城,以一种跟大城市截然不同的逻辑,持续运转着。
“再忍一下,回家就能吃上饭了。”一个周三晚上的8点40分,孙莉开车来接上了2个小时补习班的儿子,哪知道竟然堵车了。
在广东韶关下辖的这个县城里,从来没有说晚上堵车的,这还是头一次。在禁止周末补课之后,“双减”政策的本意,是让学生们放学直接回家,结果经不住家长们“自然卷”,将补课改到了放学后。孙莉的前后左右都是开车来接孩子从补习班下课的家长。
补习班位于县城的主要商业街上。从地理位置上,就足以看到补课这件事在县城家长们心中的地位。小县城的家长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县城里什么都少。商场少,医院少,经过的铁路少,孩子能上的重点中学也少。别的东西家长们可以忍,但涉及到孩子的就忍不了。
现在正是开学季,是县城最热闹的时候,街头巷尾三三两两,聊的少不了孩子的成绩。分数是个永远的话题。因为县城最好的初中和高中都只有一所,所以根本不需要像大城市那样发愁择校,分够就能上,分不够,你的孩子就不行,就这么简单粗暴。
孙莉发愁的也是这件事。儿子数学一直70多分,语文一篇作文能有10个错别字,英语就更别提了。她之前一晚上没睡,都在跟老公聊这件事。
“现在都在说,要让一半的中学生毕业分流去职高。”孙莉老公说。
“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想让我儿子去。”孙莉说。
她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补课。
在县城,补课是绝对的刚需。尤其是在双减政策还没出台之前。但想要在县城招到学生,还需要用县城特色的方式。当地一家县城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发现,传统的投放电视广告、新媒体广告,在县城行不通。反而,串联起县城人的社交媒体,是一个又一个的“本地生活微信群”,又或者是本地论坛之类。所以,当“XX补课班打折”和“XX超市水果打折”的信息一同出现在群里时,你不要觉得意外。
为了更高效地招生,县城的另一个方法是依靠地推。每到放学的时候,补课机构就开始忙碌。在县城学校周围,当你看到街边有人拿着传单走向你,那人不会是推广游泳健身或是美容美发的,而是推销补习班的。这种最原始的地推模式,在县城才是高效的获客方法。有时,孙莉能同时收到四五份传单。
传单发得勤,因为需求足够强。孙莉专门让儿子问过,在儿子所在的初中重点班里,班上80%的学生在补课。有一回,儿子跟她说,班上家里最有钱的孩子,光英语补习班就上了3个,一个学校的,一个民间机构的,还有个一对一专门辅导作业的。
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下面村镇里开厂子的,家长干脆每周末开车送孩子到县城上补习班。孙莉听了有一种危机感——就连补课这件事,也已经有了“贫富差距”。
县城补课法则
对县城的家长们来说,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要遵守县城补习班的逻辑法则。
这一点跟大城市颇有差异。比如轮滑课、钢琴课、乐高课……这些在县城不大受待见。在家长们心里,能提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语数外这老三样是绝对的主流。在县城补课,关系大于规则,口碑大于营销。大城市里经过营销后几乎人尽皆知的培训机构,诸如学而思培优,对县城来说没有意义,很难触及到这里。
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大机构在县城招不到老师,很多好老师去市里了。要达到全国标准化的教学水平,县城本地的老师则略显不足。同时,县城没有小升初,没有培优的需求,奥数班不吃香,所以学而思培优混不开。相比之下,符合县城本地特色的“补差班”“提分班”才是最吃香的。
为了进入好的补习班,家长们得绞尽脑汁。很多县城学生补过的都是诸如“X状元补习班”“X老师提分班”之类的补习班,有的是借用商家店铺,有的隐藏在居民楼。这些补习班,通常由退休教师或是一些大专毕业生来教,有的干脆直接聘用高三毕业学生来兼职,良莠不齐,选择起来也不容易。
一名初中生的父亲吴峰,做小生意,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左右,这在当地已经算高的。尽管如此,补习班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容不得选错。一个星期前,他参加一个朋友的酒局,那个朋友是科长,透露了一个补习班,说是这个老师把一个班上30名的孩子教到了班级第一。在县城,一个补课老师有这一个案例就足够了,足以吸引一大批家长。他敬了三次酒,终于要到了补课老师的联系方式。
光有联系方式还不够,争取下来补习名额还要付出代价。吴峰打电话去问,开班的是一名退休数学教师,对方说只收20个学生,现在报名有点晚了。吴峰立马懂了,马上给老师充了200块钱手机话费,获得了增加的名额。等到进去才发现,这个班已经收了33个学生。
县城补习的另一个疯狂之处,还在于补习班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公办学校的老师们。
双减之后,公办学校教师补课行为被严查。前几年,还是有胆子大的老师冒险。吴峰说,这样的机会只给少数学生。“比如去年的时候,班上那些成绩好、比较听话的尖子生,老师暗示周末需要来老师家里补课。”这常常让吴峰很羡慕,因为他儿子的成绩还不够好,没有这样的机会。
违规补课的公办校老师,是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力竞争者。县城一家以英语补课为主的补课机构校长说,在过去,他总是被公立校的英语老师抢学生。他主做小学六年级到初中的英语补习,“六年级的学生好招,但能否留存,就要看升到了初中是否遇到初中英语班主任了。只要遇到英语班主任,班主任就会要求班上学生到他家补课,生源就流失了。”
“小县城没什么别的路,只能依靠考试”
在县城,真正的竞争是悄无声息的。
教育攀比也是一种竞争。对孙莉来说,生活在小县城,每个人几乎都是透明的,圈子里的人都彼此了解,“你身上早就有很多标签了,孩子就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标签”。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暑假,参加一个同事孩子的升学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办了六十多桌酒,祝贺的人都用“成功”来评价。相比之下,另一个同事的孩子,只考上了大专,连摆酒席的资格都失去了。
在单位里,这种竞争更是无处不在。孙莉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平时工作枯燥、重复,6个同事坐在办公室里,能聊的共同话题,永远都是那么几个,位于金字塔塔尖的话题无非也是孩子。
最让她郁闷的一点,是她总觉得其他同事的孩子都比她的优秀,但她们在表面上又都不承认。有时她听得牙齿都发痒。有一次一个同事说,自己的儿子得了市数学竞赛一等奖,然后说完了马上问她:“你儿子不是在上补习班吗?能不能推荐点比较难一点的辅导资料?”还有一个同事的儿子虽然成绩中等,但亲戚就是老师,天天免费补课,每天都在办公室说“你说我这一下子省了多少钱啊”。
双减政策下来,他们办公室里也讨论了一阵子,但聊来聊去还是老话题——升学难,找工作不容易,得出的结论还是得继续补课,“我们小县城没什么别的路,只能依靠考试”。
儿子升上初三之后,带儿子补课的吴峰感觉很疲惫。儿子学习很要强,目前班上排名第十。按照往年,班上前十名有机会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暑假的时候,带着儿子去内蒙古玩了一趟,父子都很开心。结果妻子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儿子班上11名到20名的孩子暑假都在疯狂补课,他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
县城就那么大,儿子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母还是他同事,平时见了面说起孩子,都一副不成器的模样,“天天就知道玩”。后来他私底下一打听,这几个同事的孩子,上补习班比谁都凶,有的还请了一对一家教。
“这哪是学习啊,这是打仗。”吴峰说。
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这场补习战争。双减之后,学校规定,所有作业只能做一个半小时,假如是做5门课程的作业,平均到每门只有18分钟。“18分钟,数学能写几道题?这可能吗?”于是,他眼看着儿子每天6点放学,然后赶往补习班,等上完了他接儿子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然后继续做作业到11点。
“等洗完澡,再吃点东西,睡觉都12点了,第二天早上6点还要起来上学。”由于县城比较小,他们家距离学校1公里,以前儿子都是走路上下学,如今为了让儿子能多睡一会,他专门买了一辆电动车送他。
儿子一天晚上上完补习班跟他说,“爸爸我好累,好饿”。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安慰儿子,只能给他买了个汉堡。结果路上还偶遇了班上排名15名的同学,他赶紧趁热打铁,“你看,他也是刚学完,你要是不学,就被他超过了”。
“双减”之后,补课的惯性
双减要求取消周末学科补习班,着实让孙莉担忧了一把。
孙莉觉得,这就好像一个每天都要吃药的人,突然停药了,这可怎么办呢?第二天,孙莉请了个病假,几乎是守着10点钟,等当地最大辅导机构开门就去问。像她这样焦虑的家长可以说是辅导机构的最爱。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一点不慌,当着她的面泡起了茶,端着茶杯说:“现在周末不让补课了,我们这里的班都从周末改到了星期中间。”
孙莉赶紧刷二维码,三科补习费,大约3000块。周一、周三、周五晚上上课,从晚上6点半上到8点半。
随之改变的还有孩子的作息时间。教育部在最新文件中要求“5+2”,也就是中小学阶段,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不少于2小时。原本当地的初一学生是4点左右放学,现在加了2个小时学校的课后服务,变成6点左右放学。为了赶补习班时间,还有家长给老师写申请书,申请提前15分钟放学,以免错过补习班。
改变的,还有晚饭内容。9月6号是周一,孙莉来接儿子放学,她背着双肩包,站在校门口,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袋。双肩包里放着辅导班的材料,塑料袋里装着两个烤红薯,两碗凉菜。马上6点半培训班就开课了,她得跟儿子在路上抓紧吃两口,边吃还不忘边嘱咐:“别吃太多,到时候血液都在胃里,上补习班脑子就不够用了。”
等到了补习班门口,看见几十个像他们一样边啃东西边等着课程开始的家长和学生时,她才知道投入其中的,不是她一个。
除了换了时间,换了形式,一切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一些中学根据双减的要求,开始了课后服务的摸索。比如,有的学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校内课后服务中心”,一口气推出了三款不同的课后服务模式。
“最普通的就是『基础托管班』,这个班最便宜,只要400块钱左右,老师什么都不讲,相当于放学了之后,上两个小时自习。贵一点的是『特色课程班』,这个班是正常上课,要近1000块钱一学期。最贵的是『特长课程班』,是校外请人过来讲课。”一名初中教师刘琦透露说。
课程出来后,让家长们自行选择,大约80%的家长选择了贵的班。几乎没有家长选择基础班。刘琦说,由于规定课后不能上语数外课程,现在一般会把课程的名字变一下,比如,语文叫阅读课,英语叫欣赏课,数学叫思维课。
某种意义上,还是在补课。多名该县城的公办学校老师都感觉现在工作量更大了,学生睡觉也更晚。
由于班上学生们大都在补课,但在公办学校课堂上又不能超前授课,所以老师们还得面对校外补习机构带来的教学压力。“我们班50个学生,只有一个人没补课,因为实在太穷。” 刘琦说。有一次,按照教材计划,他要讲类似5+(-3)这样的负数加减法。结果讲这一课的时候,班上一大半的学生都快睡着了,因为他们早就上过了。
9月10号这一天夜里,接补课的儿子的孙莉,在培训机构门口堵了10分钟,还是没能开上主路。进来和出去的车将路彻底堵死。一个推着干炒牛河快餐车的人赶过来,见缝插针做起了生意。
一时间,她被裹挟在停顿的车流中,陷在原地,动弹不得,前方是主干道,后方是排着长队的车。
( 注:文中孙莉、吴峰、刘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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