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皆兵 神经紧绷：中国还可以坚持多久？

欧美新冠疫情反扑，新增感染病例再创记录之际，中国西安封城却受到举世关注。封城半月以来，原本每日新增百余病例的疫情稳中有降，倒是愈演愈烈的管控手段以及封城引发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成为海内外舆论的焦点。

陕西省委高调问责，向中央递交军令状，保证西安在一月四日前完成“百分之百防控到位，社会面清零”。网民形容，封城后的西安“瞬间变成大小牢笼”，人们足不出户，食物统一配送，一人染疫，整栋楼整个社区的居民强制集中隔离。人因出门觅食痛被殴打，宠物恐不利防疫惨遭捕杀。

西安再现两年前武汉惨景，全世界为之惊愕。中国疫情本不严重，防疫措施为何如此严苛？封城模式看似有效，国际社会为何拒绝效法？疫情日渐流感化，中国模式究竟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认为，单从防疫来看，如果说武汉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成功的，也不代表在西安的抗疫可以照搬武汉的方式方法。

他说，疫情进入目前的阶段，封城只会让“人权侵害”加剧，一味追求“清零政策”会让抗疫所产生的经济和人权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会失去在生命和人权之间的平衡。

杨建利说：“进入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而且病毒的毒性非常强，现在毒性在逐渐降低。目前因为上层有个‘清零政策’，地方官可能随地免职、军令状使得所有的地方官员草木皆兵。草木皆兵的状况下，不可避免地让整个社会的神经绷得很紧。整个社会为其负起非常大的成本。‘人权侵害’在这种政治高压下肯定会加剧。如果以前从封城清零政策救出来的、所防止的生命损失，和人权侵害相比，还值得的话，逐渐来看，再进行比较的话，成本就会越来越高，社会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人权侵害的成本最后可能不会抵掉所失去的生命成本。所以目前的这种模式下，现在大家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可以坚持多久’。而且在这种模式之下，能不能找到一种平衡，防止生命损失和保护人权两方面都得到一种平衡。”

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表示，造成西安封城和中国防疫漏洞背后的原因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西安目前疫情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严重，人们议论的不是多少人染病，而是中国式防疫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

周锋锁说：“我了解到的西安封城是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有很多的错误，有一些是西安地方性，有一些是体制性的。第一阶段是22日之前西安的疫情发展一直在滞后，这时候的疫情管控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得了新冠，他到处找(救助)但是没有人接收他，这是西安疫情后来大爆发的原因。这其实和武汉爆发有类似的地方。第二阶段就是从22日开始之后的封城，但是第一阶段的封城到27日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人是相对有一点点自由的，我看到有些朋友还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从27日就到现在就是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就是禁止外出，完全监狱化，很多人道灾难都集中在第三阶段。早些27日之前还是有所准备的，一到27日，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以前冰箱是满的，现在冰箱也空了，这还是有准备的。很多人是没有任何准备的，特别是那些民工等等。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一阶段到现在，有人因为饥饿去吃饭而被打；有人求医不得，高血压、孕妇死亡；而且删帖还在进行，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有多少。现在第四阶段，他们宣布人工强制清零，让我们想起大跃进、大饥荒那个时代的印记，强行用人工的办法，把任何一个小区，如果有极少数人感染，就把所有人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据西安他们自己的报道，现在差不多就有四万人被这样强行隔离。”

周锋锁指出，如果借这次新冠抗疫作案例分析，可以直接观察到中国和美国两种制度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机会。虽然西方的防疫方式遭受诟病，但坚守了民主的原则并尊重人民的权利。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不会因为疫情而轻易改变。

周锋锁说：“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权和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这是根本性原则，不能因为一个疫情而轻易改变。这次疫情的确是很大挑战，但是从一开始，比如瑞典就在尝试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代价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所以也有一个商讨的过程，即大家在讨论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因为疫情发展很快，所以瑞典模式在最早受到诟病。但是现在看来它有它的优势，但关键是它经过人民授权同意，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大家愿意做出牺牲。而在西安就是，你的生命完全失去自主权，这是一个根本区别。在这两个问题上，从《独立宣言》那里我们知道这个权利是不能割让给任何政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通过个体的权利表达出来的。现在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机会。”

对于中国式防疫和西安封城，分析人士提出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共当局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和今天西安都是如此。二是中共推动的抗疫情模式具有医学和公共卫生之外的考量，即政治防疫。杨建利倾向于后者看法。

杨建利说：“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欧美的疫情可以说轻很多很多。之所以这么草木皆兵、清零封城当然是个政治政策的结果。政治政策有它的社会基础。纯粹的防疫问题上来说，它是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特殊的政治需求，在习近平2022年这个特殊的政治年，是不是他没办法经历一个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成为集体或者群体免疫的状态，所以他必须用一个政治强压的办法？从这角度来讲，就是政治防疫。所以从防疫，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唱独角戏阶段，因为疫情首先发生在中国武汉，这一阶段中国是失败的，不仅失败，我认为还有罪行，这个罪行和现在世界不能够了解病毒的真相有很多关系。第二阶段就是武汉封城到目前，这一阶段中国的模式仅仅从防疫阶段来讲可以说相当成功的。再用人权、权利至上，眼看着另一个国家几十万生命的损失，这仅仅用权利是解释不了的。我非常希望美国对美国的防疫进行问责，虽然这个问责非常困难。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刚刚开始，以西安为标志的阶段。病毒变种毒性越来越轻，人的生命的损失和对人权的损害已经超过对人民的损失了。这种政治高压和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将会让民主制度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而中国制度的落后性会逐渐表现出来。从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我们最终一定要和病毒共存，你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它。”

（美国之音记者晓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