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战争动员状态抗疫，是中共在掩盖执政的无能

　　全球在新冠疫情继续蔓延的情况下又送走了一年。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全球各地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局势的大小事件：从美国新总统就职，到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从多国爆发武装政变，到乌克兰危机；从中美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到中国战机加紧扰台。。。纷纷显示着过去的一年危机四伏。

　　在中国，整个局势也不尽如人意。面对疫情采取的严格“清零”政策，并未能实现保存一片净土的意愿，感染病例层出不穷，病毒源头扑朔迷离；中共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推出不同寻常的历史决议，却难掩党内不平静的态势；在香港实行全面管控，迫使十万港人远走他乡；对台则不断加大军事威胁。。。如何评判2021年的中国局势？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表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对中国面对新冠疫情推行的“清零政策”的看法？

　　夏明：对，我们看到中国新冠疫情的一系列的防疫政策，不仅是要看到中国在全球大危机的大背景下、而且是全球多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它的整个处理，必须要有科学、人道，当然也要有现实的目标，要依靠法治的原则，它必须平衡许多的关系，就是长期的利益和短期的利益，中国的个人和社会、社区的这种利益。然后还有政治的考量、经济的考量，跟国内的关系、对国际、国外的关系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即使是一种自然灾害、一种全部的天灾，往往都是掺杂着各种人祸的过程。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多大程度上是会从有天灾、人祸的混合体，最后变成一个人道主义的灾难？当然这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两年以前，武汉爆发了这种危机以后，武汉的不人道的东西被记录出来，包括《方方日记》。今天我们又看到《华商报》的前记者江雪又发表了一篇，“我的封城十日志”，我们看到这种人道主义的灾难在继续发生。我记得江雪在日记里讲了这么一句话：当政府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要问一下：“‘我们’到底是‘我们’，还是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这里边也可以看到，当然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权力（力量的力），跟个人的权利（利益的利），它们之间怎么样形成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以说，中国的清零政策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一个掩耳“到零”（清零的“零”）。显然是有一点虚假的，而且是用政治来指导，把这个防病、防疫、治病救人的方针，把它在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下变成了去杀人、或者把病要给堵住，其实没有挽救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灾难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狂热的极端思维，最后把一个天灾、人祸的东西，变成完全的政疴和人祸，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进入一种战争动员状态。其实我觉得这种战争动员是在掩盖执政的一种无能。它这种权力的肆意妄为，这种暴戾恣睢的做法，是对中国长期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个重大的伤害。

　　更重要的在于，现在有其他的科学的手段来防疫，尤其是如果中国最后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的最终的目标的话，中国的科学家也在警告，当全世界最后疫情消失的时候，中国可能会进入到免疫的这个泥涝地，所以到底中国最后能不能走出抗疫，现在还要拭目以待。当然，中国会说，我们的抗疫跟美国相比，我们好像是更好的一种选择。目前我们来看，恐怕答案还没有完全出来。

　　当然中国和美国是两极，美国完全强调社会的自治选择，中国完全强调国家的权力至上，两者之间当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恐怕这也是反思中国的抗疫和美国的抗疫，应该有的一个就像我说的：科学、人道、现实和法治的这么一个做法。

　　法广：中共建党百年，推出历史性决议，努力为习近平连任铺路。您如何解读此一做法？

　　夏明：对，我们看到中共历史上有三次历史性决议：一是毛泽东在掌权之前、在延安做的一个历史性决议，为他未来执政铺垫道路；另外一次是邓小平出山，他推动制定了一次历史性决议，为他以后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未来的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政治上的一些有限的改革也开放了可能。今天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为自己否定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成果，也就是“任期制”、为自己突破任期制、要做一个终身执政、而且不仅是要终身执政，而且要定于一尊的这种专制的做法开路。习近平的做法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性决议里边，他基本上把中国的发展历史、他可以追究成一种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历史规律。而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作为好像是百年难遇的这么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他成了历史规律的指引者，成了历史的化身，把历史的必然性跟习近平连在一起，所以就把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连任，变成了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那我认为这种做法、就认为：习近平的这种连任，作为一个领袖，能够带来中国的百年中兴。他说：他有千年的目标、千年的王国，要实现所谓的中国正在、也在实行的全过程的民主等等。他这个做法既可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他跟邓小平、跟毛泽东都有点不一样。毛泽东是没有执政，就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邓小平的做法，其实是要制止中国共产党犯的许多错误，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更推行现代化、给老百姓改善民生的这条道路去。

　　但是，你可以发现，习近平把党和领袖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其实是完全的颠倒了过来。所以就是说：如果从毛泽东还有点理想主义，邓小平他的这个实用主义，还有点为中国的老百姓苦难在着想的话，当然他们都会为党国着想，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是他们至少还有一点点所谓的为老百姓着想，毕竟他们两个还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今天做的，就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颠倒过来，也就是说，人民不是他奋斗的目标，其实这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他个人终身执政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他只是把他的帝国的梦想，也就是他所说的百年中兴、千年伟业，把党、国、军和人民全部绑架起来，捆绑起来以后，他成为他们的化身、成为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我认为这种做法既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当然也是反历史的，而且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在开倒车。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需要有领袖，但有时需要有专制的君主来终结无政府状态，来把人类社会带出所谓的森林法则。但是你又可以发现，近代五百年的发展，又在终结专制者，它终结了无政府状态，也就是建立利维坦以后，它怎么样能够摆脱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集中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为了终止专制者带来的困境，就出现了民主共和制。

　　现在习近平当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各路的挑战，不是说再回到秦始皇、秦汉时代，继续用专制者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可以解决的话，他可以回到更早、回到埃及的法老时代。因为埃及的法老时代就已经建立了伟大的金字塔。所以今天的人类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回到两千年前、或者五千年前。今天的人类社会应该更多地往前走一步，不仅要终止我们看到的乱、或者无政府状态，而且要终止权力的滥用、官员、领导人的腐败，这里面只有在民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里面能够找到解方。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做法基本上是反动 、而且是缘木求鱼。

　　法广：香港推出“国安法”一年多时间后，如今实现了“爱国者治港”的基本目标。十万多港人选择离港，这意味什么？

　　夏明：我们知道，习近平跟他的爸爸习仲勋制造了两代人的集体逃港。习仲勋在广东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是广东人要越过-当时深圳还没有完全建立-往（深圳）这边进入到香港，有时也是几万人这样逃，后来跑到香港也是几十万人。现在有10万人逃离香港，不是从广东逃到香港，我认为这有非常大的讽刺意义。这里面有几个值得解读的：香港基本上也是一个拔腿就跑的人、流亡者的天堂，因为国民党溃败以后，许多的商人从上海或者其他许多沿海地方逃到了香港，而香港在整个回归大陆的全部过程中，也有许多人逃离、进入到其他国家。因为香港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就在于它有许多人有双重国籍，使得这些人就有非常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我认为，现在这一波的集体逃离香港，当然就反映了中国大陆的政策、尤其是国安法的推行以后，给香港人造成的一种恐惧。因为香港人之所以珍惜香港这个地方，是因为香港跟内地是有差异的。但是当国安法实行以后，中国政府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就开始已经收紧，就已经废除这些。对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也在打压，关于结社，你可以看到，所谓的这次大选、投票选举，只有爱国者能够参与，就把结社自由给破坏了，所以选举自由也基本上给破坏了。这次选举投票率只有30.2%，也就是达不到三分之一，从2000年以来，香港投票率最低点 也就是40%多，所以从这种发展过程中，当然反映出了香港人不仅是担心现在失去的一系列自由，而且他们也担心，香港下面还可能会失去的自由，就是司法的独立、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香港的市场经济，现在面临着北京这边许多中资的这种扩张、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逃离香港，就意味着对所有这些基本的制度和价值观的丧失的恐惧，对中国大陆的治理的不确定。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发展，香港本身其实是非常需要人才，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贸易转运和金融中心，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金融地位、在全球经济地位也在下降。有人说，香港的衰落、拱手的把亚洲的金融中心送给了新加坡，所以我觉得香港目前的处境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

　　法广：您如何评判2021年中国的总体局势？

　　夏明：对，中国2021年的总体局势，就像我刚才讲到，它是在全球大危机和全球多重危机迭加的情况下的一个发展，有中国自身的内在逻辑演变的各种危机，同时又跟全球的危机形成一种交替的感染。所以我觉得，中国2021年总体情势是非常的糟糕，这里边，不仅我们看到灾难的发生，往往有不同的灾难，像地震、四川地震，它是一个局部的，可以是短时间的，可以恢复，或者其他地方还没有受影响；干旱和水灾影响要大一些，可能会让人失去民生，因为农田这些可能被毁。今天的新冠疫情，是全球的、它危害性更大，它现在给经济已经带来了两年的重创。今年来看，好像还会继续在危机之中。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尤其在2015年以来，经济上的行走都是非常的困难。习近平他现在最头痛的就在于：怎么样把经济给稳定下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总体形势，无论从执掌权力的统治者角度来看是非常糟糕，从家里的老百姓现在民生的艰难，我相信也是非常糟糕，所以我认为经济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经济使得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恐怕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在悲观中也应该看到希望，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本书，《中国的人大和治理》，也写过一本《政治维纳斯》，我就认为2020年以后，中国会有二十年的民主化的时期。因为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受到了刻骨铭心的伤害，只有中国的经济经过了四十年的成长，让中国的老百姓无论在教育程度和在追求方面都有急剧的提高以后，当中国的经济出现下滑，就是我们说的“J曲线 ”( J Curve)，这个“J”在上升的时候，很难推动民主化；但当这个“J”进入到平台的时候、或者往下下跌的时候，往往是民主化的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当然现在是一个好的方向和一个恶的方向在进行竞争，是好的一批人在推动中国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而恶的一批人现在想把中国拉回一种返祖现象。所以总体局势，从我的角度、尤其从过去二十年对中国的分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中国的发展、恐怕历史命运会给中国人带来某一些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