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南半球的崛起，谋求建立另一种世界秩序

非洲和中东已逐渐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参与者，这引起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也加大了在这两个区域的参与。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参与不仅有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的考量，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实力的宣示”。

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政治的学者瑞黎明（Dawn C. Murphy）认为，在美中两国关系因经济政策、人权、新冠疫情等问题日益紧张之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全球崛起，以及中国在中东、非洲的参与，至关重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瑞黎明详细谈及了中国在中东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参与，以及中国对南南合作伙伴的外交政策。她还提到，中国在南半球的“崛起”，其实也是在构建另一种补充现有自由秩序的世界秩序。

中国既是非洲的长期外交伙伴，也是非洲的新投资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在一份报告《中国在非洲深化关系的意义》中说，中国在非洲有四大战略利益，除自然资源和贸易这两项外，中国的第三个意图便是寻求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政府认为，加强中非关系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中国还希望扮演更有建设性的角色，为非洲的稳定做出贡献，其中部分原因，是为减轻与安全相关的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

就中东地区而言，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也在该地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非常关注与中东的经贸关系，在2020年，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额约为2726.3亿美元，中国也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约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

麦吉尔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布赖宁（Rex Brynen）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中东，中国希望改善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认为，虽然中国在中东较美国等国而言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国家，并且在处理当地政治和安全挑战方面极为谨慎，但由于其在中东的经济存在日益扩大，中国必须要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

中国与非洲以及与中东的关系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愈发重要的课题。美国空军战争学院（US Air War College）国际安全研究副教授瑞黎明（Dr. Dawn C. Murphy）博士在1月11日面世的新书《中国在南半球的崛起：中东、非洲和北京的另一种世界秩序》中审视了中国与非洲以及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利益、身份和做法。

瑞黎明博士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中国政治、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她曾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员，她还曾在中国南京学习中国语言文学。

以下是瑞黎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节选。采访内容只代表她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国防部或美国空军，不代表美国之音。

获取资源 寻求支持？中国在中东与非洲崛起

记者问：在您的书中，您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中东和非洲。虽然中国官方把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称为“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并希望与中东一些国家开创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相较于亚太等其他地区而言，中东和非洲可能不是中国的关注重点。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审视中国在这两个区域的崛起呢？

瑞黎明答：在200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东和非洲的时候，人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和美中关系之外崛起的研究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对中国行为的认识不足。所以我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及其行为，这样我就能了解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崛起，以及其在整个南半球的崛起。这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美中关系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双边现象，而是与世界各地都有关系。

问：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利益分别又是什么呢？是能源需求吗？还是渴望通过经济力量换取政治利益？

答：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利益是有共同之处的。首先，便是通过获取资源和打入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分析倾向于关注能源方面或资源方面，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在金融、制造业和其他领域的市场机会与资源需求同等重要。因此，最重要的利益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再者，中国谋求中东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体系中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立场。中国还希望倡导发展中国家的事业（developing country causes）。中国在鼓励发展与南半球各国在促进发展方面的各种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时至今日，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非常浓厚。

此外，中国还希望保护他们的公民和企业，比如2011年时的利比亚大撤侨，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了也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因此，他们希望确保能够保护他们的公民和企业。

最后，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中东地区，中国都想保护其主权不受美国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希望中东和非洲国家支持他们在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香港和其他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

中东和非洲这两个地区之间其实是有共性的，整体利益是非常相似的。但在中东，中国希望确保中东不会支持中国国内的穆斯林叛乱组织（Muslim insurgency groups）。这就好比中国非常担心叙利亚，因为叙利亚的各种组织可能会向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提供物质支持。

问：那么中国在非洲和中东的参与及其行为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答：其中一个不同之处是，中国在中东的重点往往更多地放在能源上，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对包括工业矿产、农产品等在内的更广泛的自然资源感兴趣，所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组合（portfolio）更加多样化。

此外，中国认为中东是一个动荡的地区，中东国家间的潜在冲突可能危及该地区的稳定并最终危及中国的利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没有那么多的骚乱。

这两个地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认为中东在美国的影响范围内，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却不是。所以中国在中东的行为更加谨慎，因为他们不想在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被视为威胁。

还有便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更多地关注南南合作和发展倡议，包括对外援助。

21世纪起燃起全球野心 寻求中东非洲新战略概念

问：20多年前，您曾去过中国南京并在那里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您觉得当年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何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是否展现了其全球野心，或者说中国是否是在那时开始崛起为一个具有全球抱负的大国和全球角色？

答：你提到了中国的全球野心，这让我想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注重传播意识形态，并为南半球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但在70年代之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参与逐渐减少，中国开始专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致力于推动其经济向更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发展，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正如你提到的，20多年前我在南京的时候，中国其实更注重内部发展。

转折点大约是在2000年，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东、在非洲、在南半球，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参与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问：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寻找与中东和非洲接触的新战略概念的呢？

答：中国的大部分行为大约始于2000年，中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增加，各种机构也逐步形成。例如，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于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则是在2001年成立。所以2000年以后，除各个合作论坛开始建立外，中国还任命了各类特使。他们在2002年任命了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在2006年任命了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还在2016年任命了叙利亚问题特使。从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等等，纵观全局，中国的行为和参与在2000年之后明显增强。

问：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行为表明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答：是的，我认为这实际上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信息。一方面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方面的行为其军事行为有所不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大多数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集中在其亚太地区的行为、参与，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做法。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能让你更好地了解中国与南半球更广泛的接触，毕竟在南半球，中国不是在与邻国打交道，也不一定有领土争端。

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我认为有助于观察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领域，中国的行为与美国具有竞争性。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南合作为规范基础，国家在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更广泛的行为发生在当前的自由秩序内部，在某些情况下则不是，但在政治、经济和对外援助领域，你确实会看到更多的竞争和分歧行为。

但相比之下，在军事和安全关系领域，中国几乎所有的做法都是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这是与自由秩序趋同的规范。比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希望通过联合国建立多边机制来解决冲突，参与反海盗行动等等。中国不希望地区内仅有一个单方面的安全存在（security presence），他们希望寻求多边机制。

中国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及不干涉内政的大国，倡导互联互通，推动发展及南南合作。它将自己标榜为一个平衡的角色，与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互动，无论它们的治理结构如何。中国非常强调自己在南半球没有殖民历史，并试图将自己与美国区分开来。中国也非常希望在南半球被视为一个鼓励经济、金融、技术等领域互联互通的大国。

北京的另一种世界秩序

问：我们知道中国曾多次表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您在新作中提到，中国似乎在寻求构建另一种国际秩序，“虽然中国还没有寻求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但如果当前的自由秩序排斥中国或损害中国的利益，这种替代秩序可以成为中国与中东、非洲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基础。”所以，北京的另一种世界秩序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有什么特点呢？

答：在我看来，此时此刻，中国正在构建补充现有自由秩序的国际秩序。

正如你提到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支持联合国和许多国际机构，而且这支持还在继续。但如果你看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建立的，你会看到秩序的新层面。如果当前的世界秩序变得不那么受欢迎，或者如果它以某种方式崩溃，这些其他方面的新秩序将填补中国与这些地区互动的空白。一些具体的例子，便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上合组织等，这些是中国与有关地区互动的主要多边机制。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非常相似的合作论坛，无论是东欧，还是拉丁美洲。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南半球国家都有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论坛，这是中国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个方面，便是“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是促进、建立秩序的一种方式。中国可以借此与一些区域进行互动。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经济特区、农业示范中心等，“一带一路”包括了所有。

北京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外援助。你可以看看他们在对外援助中实施的规范，他们不强调与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的政治条件，这与当前自由秩序的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仍然深度参与现有的自由秩序，但因为中国对该秩序的某些方面深感不安，例如促进人权、促进民主。因而，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经济因素比对政治因素更为满意，所以中国正在建立这些补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