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防疫人员这两年 在“英雄”和“逃兵”之间

“我们像一台村口的大喇叭。”李昊然这样形容在东部某村做全员核酸采样的经历。

由于防护知识有限，村民们在采样点往往会做出面对面摘下口罩闲聊、聚集讨论、甚至随地吐痰的行为。为了劝导村民遵守防疫规范，李昊然一整天都在对着人群重复同一句话“戴好口罩、一米间距”。“基本上这样一天下来，嗓子就哑了。”

如今，全员核酸筛查已经是多地进行疫情防控的常用手段，像李昊然这样的“大喇叭”覆盖全国各地。

2 年前，李昊然是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在武汉，我们组在重症病房，病房的管理和三级防护的措施都很完善。”

与当时一线严格的防控相比，李昊然在基层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往往来自当地的物资条件和防控场地情况，“当地并没有完全准备好，需要防疫人员自己主动协调。”

医疗队到达当地的第一件事是和当地村委会沟通，确认防控要求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采样点的物资没有准备齐全，村里能提供的防控条件也有限，甚至没有区分三区两通道。”医疗队只能临时进行现场改良，尽可能把采样点医务人员通道、居民通道、病人通道分隔开来。

“虽然有很多文件指导，也有过多次演练，但文件给的是大方向，现场防控工作每个区都不一样。真正到了应急现场，就可能出现领导说了算的情况，并没有固定的机制，打断防疫人员的工作节奏，造成现场混乱。”

李昊然和医疗队的成员们，同时在扮演“支援”和“培训”的双重角色。

原本医疗队只负责核酸采样的工作，由当地政府负责确诊和密接人群的隔离管理，但如果涉及上门核酸检测，李昊然会主动与当地进行沟通，确认防护等级和防护流程，“比如采样时出现阳性，检测人员经过的区域应该该如何处理。”在一次次的沟通中推动操作规范化，对当地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防疫意识强化。

大数据背后，处理数据的人

在大数据精准防控中，驻村干部李润泽、疾控人员黄人杰、隔离点的周钰哲医生，都是背后是处理大数据的人。

电子化操作的普及，增加了周钰哲医生眼中“更加琐碎的工作内容”。

在核酸采样过程中，每个人的信息对应一个条形码，周钰哲原来只需要把条形码贴上采样的试管，现在，他要用手机登录小程序并手动输入人员信息。在每天两次的测体温中，除了常规的测量、登记外，他还需要把收集的信息输入另一个程序。输入数据时，周钰哲都要身着防护服、戴上两层手套、在手机上套着防菌袋进行操作。

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防控极为重要的一环，为了做好流调工作，驻村干部李润泽需要获取个人信息、疫区旅居史、病例接触史、行程……每一个信息都是重要的数据点，但李润泽能收到的往往只有电话号码和途径风险区。

为了在两个单薄的数据点之间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流行病学链条，驻村干部李润泽需要不停地打电话和填写报表：上报的表格包括管控酒店的流转单、记录变化数据的动态表、检测管控人员情况的异动表；下沉到村里的数据还要按照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做核酸、提供核酸报告 4 种人员类型分类提交。

最难的是问姓名，“我问对方叫什么名字，对方愤怒地反问我『你都不知道我名字，打我电话干什么？』”

比找数据更难的，是找人。

为了排查一个次密接病例所有的接触人员，黄人杰把病例在 5 天内坐的 12 趟公交车的每个监控视频都看了一遍，“最后查出来 280 多个人。”

一天晚上 10 点，驻村干部李润泽收到一个风险地区人员的数据。电话联系对方后，李润泽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上门，却发现信息是假的，再打电话已无人接听。“流调溯源完成后，说服人员配合管控是最难的。”

多方排查无果，李润泽只能通过公安联系到对方的妻子，又上门做了半小时工作才说动对方，“我们说隔离点条件很好，吃喝住宿不用付钱，隔离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等到把人送到隔离点已经是凌晨 5 点。

如今，他们都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和人沟通的经验。

李润泽表示，“如果是外地人让房东去协商，说不让他住了他就没办法了；如果是本地人就让村干部去说，对本村人比较有威望。最难管控的是不常住的人，因为怕隔离了回不去会找各种理由。”

黄人杰的回答更加苦涩一些：“如果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但只有一个人被判为密接，那个人肯定就比较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骂几句，或者直接让他们去投诉。”

“英雄”与“逃兵”之间

持续两年的疫情，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周钰哲的妻子也是武汉某公立医院的医生，疫情初始，尚在春假的她接到医院通知需要紧急复工。彼时他们的孩子还不到五个月，家中还有神经性耳聋的母亲。两人将情况反映给院领导却没有得到回复，请求开具跨市区的车辆通行证也被婉拒。

在协商处理家事的过程中，周钰哲的妻子在接到通知 1 天后到岗，也因为这 1 天的时间差，她被领导称为“逃兵”。

防疫人员所面对的困难与压力，总是被用来塑造他们的“英雄”身份。

黄人杰对此并不认可，他担心社会因此形成一种印象：“你不辛苦就是没功劳，就是不对的”，久而久之辛苦变成了他们工作的底线。李昊然有相似的看法，他更希望防疫人员能够接受到“实质的好处”，比起隔着屏幕看到“虚的英雄身份”，增加人手、多点休息时间、少扣工资，这些对他们的生活更重要。

在“英雄”与“逃兵”之间，防疫人员的生活空间一再压缩。

周钰哲原本计划出国读博，现在被无期限搁置，疫情开始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本省。“疫情来了做核酸，疫情走了打疫苗。”如今，他每天早上 6 点多就开始工作，隔离点医生的电话公开给每一位隔离人员，每天凌晨，周钰哲无法选择电话响起的时间：“有人不舒服，或者有问题要咨询，有时候是要我们去帮忙寄快递。”

隔离点的工作要求周钰哲 24 小时待命，“如果隔离点出现人员感染，我们会受罚；如果采样第一次阴性，别人下一次采是阳性，我们也要承担责任。”过去两年，周钰哲连着瘦了三十斤。

自从疫情以来，黄人杰的手机再也没有关机。近期，由于当地出现病例，黄人杰和同事将近两个礼拜时间，每天都只能睡 2～3 个小时，疾控的办公室里备上了折迭床、洗漱用品，“有些人担心突发情况要留在办公室，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规培生张苗的同事请假结婚，却遇上当地发生疫情，不仅婚礼没办成还赔上了婚假。张苗已经 3 年没回家了，但她不敢请假，“怕被隔离，可能好几个月都不让回，缺了的规培以后还要补。我们不是一直 007 吗，习惯了。”

张苗的担心也透露出对医院同事的体谅。年近退休的楼莹护士介绍，此前因为科室同事外出采样碰上疫情被隔离，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她“1 个人顶了 11 人的班”。

投诉、磨损与希望

还有一些变化，是规培生张苗没有预料到的。

张苗所在医院有一套详细的院感防控流程、应急培训指南，医院感染办和卫健局会不定期对学习情况进行检查，以最直接的方式——抽背。“中高风险地区每天都在更新，我们全都要背下来，检查不通过会让科室里的老师被扣钱。”

此外，实施疫情院感防控要求后，“医院收到的投诉变多了。”

从医院大门开始，患者就要提供详细的流行病学信息：住址、身份信息、什么时候打的疫苗……每个问题都可能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曾有患者拍着桌子对张苗大喊“你们到底是治新冠的还是治病的啊？”她只有解释安抚或者请来保安处理。

除了对就诊流程的投诉，还有对食堂的菜色的投诉，“因为不让陪护、不让送餐，刚开始也没考虑到糖尿患者，全是主食，后来我们医院就做了改进。”

李昊然在工作中提醒患者戴口罩、出示健康码，亦是得到患者的不理解，“他们觉得我是在妨碍他们”。

黄人杰眼中工作的价值，正在因一些形式上的东西而磨损。

在流行病学中需要形成调查报告为防控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但在现实操作中，黄人杰的流调报告避免不了因上级的喜好而修改，他无奈笑了笑，“有人吹冲锋号，没人吹休止符”。

“作为一个普通的疾控人，我真的没有想到面对疫情这么难，3 天熬 2 个通宵的大有人在，而我们还不是最辛苦的……原谅我忍不住发脾气，或者不原谅，对不起，我真的太累了，也真的感觉太难了……”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的这条留言，触动着黄人杰、李昊然、李润泽、张苗、周钰哲们的心。采样、流调、管控、出报告……他们像彼此咬合的齿轮，一刻不停地转动着。

黄人杰现在看到电话响起时会恐惧，对随时出现的应急通知会厌烦，这些意味着他“要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在他看来自己目前的工作是滞后于病例出现的时间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堵，他觉得“战胜新冠还是要靠特效药”。

新冠特效药，是在谈及未来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的一个词。在高压而看不到尽头的工作中，这寄托了他们对于现状改善最大的希望。（作者：寸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