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中共如获至宝：健康码里的新型维稳与监控

　　警方曾警告人权律师谢阳不要去上海看望一位异见人士的母亲。他还是去了机场。

　　他手机上的健康码是绿色的，意味着可以出行。他所在的城市长沙目前没有确诊病例，他也数周没离开过长沙。

　　“中共找到了一个管控人们一个最好的模式，”谢阳去年12月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警方已于本月将其刑事拘留，并指控这名政府的批评者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

　　新冠病毒疫情给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有力的理由，让中共进一步深入到14亿人民的生活之中，以实现他的国家愿景——让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制度成为安全秩序的典范。自从官员们在疫情暴发后将武汉对外隔绝，使其成为第一个被封城市以来，中国政府已靠技术升级、动用大批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广泛的公众支持，练就了一手对人民进行追踪和集中管理的能力。

　　受成功扑灭疫情的鼓舞，中国官员正在动用这些得到增强的监控手段来管控其他风险，包括犯罪、污染以及“敌对”政治力量。习近平加强反腐和压制异见之际，这相当于他手里一个有力的技术威权主义工具。

　　监控手段的基础是健康码。地方当局与科技公司合作，根据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检测结果和其他健康数据生成用户的档案。健康码的颜色包括绿色、黄色或红色，它决定了持有者是否可以进入建筑物或公共场所。健康码由大批地方官员强制推行，他们拥有对民众采取隔离措施，或是限制其行动的权力。

　　这些控制措施是中国在境内彻底消灭病毒目标的关键，中共将自己的信誉押在这个战略上，尽管已出现了高传染性的变异株。中国在最初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方面失误后，“清零”政策帮助将感染人数维持在极低水平，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死亡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但中国官员采取的措施有时过于严厉，比如将年幼的儿童单独进行隔离，或将被认为违反防疫规定的人关进监狱。

　　长沙市政府官员没有回复记者有关谢阳律师指控的问题。虽然很难了解个案的具体情况，但政府本身已发出了要在其他领域使用这些技术的信号。

　　官员们已经在使用疫情健康监测系统逼出逃犯。一些逃犯因为健康码被成功追捕。另一些人试图避免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却发现难以为继，最终选择自首。

　　虽然中国的监控系统表面上很先进，但仍是劳动密集型的。尽管在疫情期间公众总体上支持政府的侵扰，但人们对隐私的担忧也在增长。

　　“中国对疫情的这种管控，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因为他们可以监督到每个人，”梅浩宇说，他在杭州一家口腔医院工作，曾在疫情早期担任志愿者。

　　“但如果疫情结束之后，政府的手段还是存在，这对普通人来说，也是很大的风险，”他补充说。

 “出现恶性循环”

　　去年年底，中国浙江省曾出现始于一场葬礼的小规模社区感染事件。一名从事卫生工作的出席者日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100名流调人员立刻行动起来。

　　几个小时内，官员就通知了70多公里外的杭州当局，称当地有一名可能携带新冠病毒人员，该男子曾在几天前开车参加葬礼。政府工作人员找到他，对其进行了病毒检测，结果也是阳性。

　　流调人员调出他的健康码记录，根据其所到之处——餐馆、麻将馆、打牌室，确定了需要做检测的人群。不到几周，他们就阻断了杭州的感染链，共计发现29名感染者。

　　在类似的暴发中，中国追踪密切接触者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健康码。居民通过向一系列应用程序中的某一款提交个人信息注册在案。基本上到处都需要健康码，因为如果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进入楼宇、餐馆甚至是公园。在大流行之前，中国已经拥有了大量使用手机位置数据来追踪他人的能力，如今，这种监控更加广泛。

　　最近几个月里，多个城市的政府已扩大了密切接触的定义，将手机信号记录出现在距离感染者将近一公里以内的人也包括在内。

　　中共利用数据控制人群流动的实验，已帮助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现在，同样的工具有可能给官方更大权力，来应对其他挑战。

　　习近平对杭州将交通数据、经济活动、医院利用和公众投诉汇集起来的“城市大脑”称赞不已，认为它是中国使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治理典范。

　　自2020年起，杭州还在道路上安装了检查居民是否戴口罩的摄像头。杭州余杭区通过监控家庭用电来检查居民是否遵守居家隔离的命令。河南洛阳在居家隔离者的大门上安装了传感器，门一开官员就会接到通知。

　　在技术解决方案上投入了如此之多的金钱和政治资本，如果失败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最近的封城期间，有1300万人口的西安市的健康码系统两周内崩溃了两次，扰乱了民众的生活，人们为证明自己做了新冠病毒检测，必须每天更新应用程序。

　　上海复旦大学学者陈云最近在一篇评估中国应对新冠病毒做法的报告中写道，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和监视方面，中国官员可能忽略了其他能保护人民生命的方式，例如提高对公共卫生项目的参与。

　　他指出，其风险是“最后就出现恶性循环：人越来越被动，技术和权力越来越无孔不入”。

“‘秒进’战时状态”

　　中共十多年来一直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靠他们对居民进行入户监控。中共的新数字机器已大大提高了这种老式监控做法的效率。

　　据官媒报道，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动员了450万名所谓的网格员，大约每25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网格化管理下的城市、村庄和小镇被划分为网格状单元，有的只有几个街区大小，每个网格分配一名网格员。

　　平时，这些人的职责包括除杂草、调解纠纷和留意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疫情期间，他们的责任范围迅速扩大。

　　他们的任务包括在居民小区看门，记录下所有进入者的身份。网格员打电话给居民，确保他们已做了病毒检测、接种了疫苗，还帮助那些被限制在家的人扔垃圾。

　　他们还获得了强大的新工具。

　　中央政府已指示警方、互联网和电信企业与社区工作人员分享居民出行的历史信息，以便让他们确定居民是否属于高风险人群。

　　26岁的潘希羽（音）就是新入职的网格员之一，她表示，在西南地区四川省的一个县，疫情期间网格员队伍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300多人。潘希羽负责管理大约2000名居民，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分发传单和放置扩音喇叭，向居民讲解新措施，鼓励他们接种疫苗。

　　这样的工作可能很累人。“我要随时待命，”潘希羽说。

　　遏制疫情暴发的压力可能会让官员过度积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优先遵守规则。

　　在西安封城期间，由于新冠检测结果在几小时前过期，医院工作人员拒绝为一名怀孕八个月的女性提供医疗服务。她失去了孩子，此事引发公愤。但一些人将此事归咎于基层员工扑灭感染的防疫压力过于沉重。

　　“在他们的观点，总是宁肯走了过了头，也不要手太软了，但这个压力就是现在这个大环境形成的，”西安退休职工李乃棠在谈到地方官员时表示。

　　尽管如此，对支持中国强硬措施的人来说，成果是无可否认的。中国每百万居民中只有3.3人死于新冠，相较之下美国约为每百万人中有2600人死于新冠。1月中旬，西安官员宣布实现单日零新增感染；本周该市彻底解封。

“走到哪儿都不会丢”

　　政府在限制感染病例方面的成功，意味着其策略已经赢得了某些经过事实证明在其他国家难以实现的东西：广泛支持。

　　网格员潘希羽说，她现在的工作比疫情刚开始时更轻松一些。那时候，居民在被告知需要扫描健康码或佩戴口罩时，往往争论不休。现在，她说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这些卫生措施了。

　　“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也非常配合，”她说。

　　确实，许多中国人都担心放松管制可能会让新冠疫情有机会卷土重来，上海博主沈茂华说道。他以笔名“维舟”撰写过关于疫情和隐私问题的文章。

　　“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其实在心目当中这是一种交换，”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是让渡自己的某些权利来获得绝对安全。”

　　问题在于，民众认为这种交换值得的期限还剩多久。已经有社交媒体用户抱怨这种粗暴的一刀切做法，由于软件故障或各城市不同的政策，他们的出行都可能受阻。

　　就连官员们也承认存在这些问题。本月，一家官媒分析了各省健康码从绿变黄的标准。该文章总结称，在大部分地方，标准都是不明确的。

　　“你永远不知道定好的行程会不会取消，出游的计划能不能实现，”该文章写道。

　　一些政府批评人士警告称，代价将远远不止于不便。

　　著名维权律师王宇表示，她认为当局已经将健康码变成了试图阻碍她工作的工具。11月，在她结束出差返回北京时，曾尝试按要求在健康码程序上记录她的行程。但当她选择江苏省一项时，下拉菜单只列出了一座城市——常州，她并未去过，而那里刚刚报告了多例感染。如果她选了常州，那很可能就会被拒绝进入北京。

　　以往，安全人员必须亲自跟踪她，干扰她的工作。现在，她担心这些人可以远程限制她的活动了。

　　“走到哪儿都不会丢，”王宇说。她一直住在天津的亲戚那里，直到一个月后她的健康码程序突然恢复正常。

　　没那么知名的批评人士也同样易受打击。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保证要对上访人员——即前往北京或其他城市投诉官员的人——提高警惕，因为他们据称有可能违反旅行限制。

　　健康码“很容易变成一个维稳手脚”，来自中国东南部城市福州、已经上访多年的林应强说。他表示，在11月的一场党内领导人会议召开前，他被警察从火车上带走。他的健康码变成黄色，要求他返回福州接受隔离，尽管他从未接近任何确诊病例。

　　官员们公开提倡在与疫情无关的问题上使用病毒防控措施。在中国南部的广西地区，一名法官发现网格员对当地居民的统计“比人口普查还要全面”。这让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何不利用这次机会将我们之前找不到人、难以送达的案件通过各地的疫情排查网格员了解情况，再进行送达？”据当地媒体报道，他这样说道。结果，18张传票被成功送达。

　　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向民众保证，他们的健康码数据不会被滥用。中央政府也发布了承诺保护数据隐私的法规。但许多中国人认为，无论有何种规定，当局都能获取他们想要的任何信息。

　　曾在杭州做过记者的昝爱宗表示，如果监控扩大，可能会使当局更容易粉碎异见人士的活动。他拒绝使用健康码，但在出行的时候，他发现很难向安保解释自己的立场。

　　“我不能如实说，这健康码是监控人的，所以我抵制，”他说。“因为我说我抵制，他们就觉得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