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进入第三年 中国四大变化不得不防

若全球疫情时间延长，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所谓体制优势和助推经济的有利状况将会减弱乃至消退。（汤森路透）

邓聿文评论文章：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两周年，此轮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了。疫情的全球传播，其影响和作用已超出公共卫生层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带来从生活和生产方式到地缘政治的全方位的变化，某种程度说它重塑了人类和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并不为过。 

中国是新冠疫情始发地，又正值中美争斗时刻，而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同，可以说是独一个，这些情况使得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显得尤其複杂和多面，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去描述和形容。 

武汉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以及类似极端措施在全国的推广和常态化，实际上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半军事化的社会管控方式。定点封控、严格隔离、全员核酸检测、流调追踪、绿码出行，是中国政府此后常规的应对和处理疫情的模式，被称为“动态清零”。它确实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减少了人员死亡。然而，“动态清零”应对模式背后是无所不在的以科技为支撑的网格化社会监控，其代价是政府对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及个人自由的丧失。 

提前演练战时管制 

疫情之前，政府也监控民众，可监控的程度、范围都不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几乎无孔不入、无缝覆盖，那时政府即使有心强制这样做，民众也不会答应。然在防疫藉口下，无需民众同意，政府就把这套以管控和强制为特徵的措施部署和施行于社会。这在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多数国家是难以想像的。尽管中国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民众有著服从政府的习惯，但是该防疫政策的强度也超出了民众可以忍受的必要限度，从其所起作用看，它实际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控手段，或可称为战时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这套做法社会根本不可能接受，但在它呈现的客观效果、政府的宣传特别是西方抗疫不力的反衬下，过去两年竟被民众认可和接受，虽也有一些不满声音。 

中国政府一直找不著机会全面演练在社会发生动盪后或者在类似于战时的状态下实行的管制措施，以前虽有这方面的试点演习，但演习毕竟只是一种假想状态，而且是在个别地方，不能完全达到真实世界的效果，而这次疫情，让中国政府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提前演练了社会处于极端状态下的战时管制。以后若真发生战争或者大的社会动盪，当局就能很方便地对社会实行军事或半军事化的管控。从这个角度看，此次疫情也算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意外收穫。 

加剧了中美对抗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二个实质变化，是加剧了中美对抗，造成中国和西方关係的恶化及道德受损，进而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空前严峻，但中国政府也通过疫苗外交，稳住并巩固了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关係。 

此轮疫情爆发前，中美关係因为香港的反修例抗争，新疆的强迫劳动以及中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衝突，特别是贸易战而处于尖锐对立。在这个背景下，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的事实及其快速向全球扩散，让中美的对抗变得更剧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碰上美国的大选年，川普由于抗疫不力，让其原本看好的总统选情出现危机，因而把美国的疫情之责甩锅（撇清责任）于中国，大打抗中牌，对中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打击。而川普和他的一众高官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指控病毒来源武汉实验室并据此要向中国进行巨额索赔，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得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迅速发生改变，道德形象在西方崩塌。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关係的变坏与此有极大关係。 

拜登上台后，虽然禁止称呼“中国病毒”，然而继续操作病毒实验室泄漏说，同时联合盟友围堵中国，并在香港、新疆、台湾议题上继续同中国对抗，尤其是继承了川普政府末期提出的新疆种族灭绝说，在科技、供应链和金融市场加大施压力度，同中国脱钩。两国关係在拜登的第一年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入新冷战。受中美关係的波及，西方国家选边站队，中国和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四眼，以及同欧盟的关係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倒退。 

不过，疫情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和美国及西方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劣，也有收穫，这就是中国政府通过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援助特别是疫苗，稳住了在这些国家的处境。发展中国家向来是中国外交的倚靠力量，由于中国政府的疫苗外交，在美国发起的病毒溯源以及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挑战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站在中国一边抵制美国。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过去两年有失有得，但鉴于现如今的国际秩序仍由美西方主导，中国的外交形势总体要比过去更严峻，这是疫情导致的后果。 

中国人的自信心突然爆满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在国民心态上，疫情改变了中国人过去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长期的自卑心理，变得自信起来，也让中国政府确立起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和平视美国的外交。 

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要做到“四个自信”，即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如果说，在疫情之前和之初，“四个自信”只是说说，或者充其量只是在内部打打气，那麽当疫情席捲美国和西方，这些国家在应对疫情上表现出的束手无策，让中国政府和民众突然发现，西方国家的强大和政府的高效不过是一个传说，过去对西方的仰视和迷信完全不必要，学生已经超过了老师，中国政府才有强大的执行力，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能够打败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美国和西方正在走下坡路，未来属于中国。 

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资源，有高素质的民众，有发达的民间社会，还有一个看起来强有力的政府，其他西方国家虽然在综合国力上比美国要弱，但比中国还是要先进得多。按理在应对疫情上，即使不比中国做得好，也至少不比中国做得差，这是人们的一般认知，也是在武汉封城后西方国家普遍嘲笑中国的原因。而疫情最先发生在中国，还给西方提供了一个时间差，故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特别是美国都有条件比中国更能遏制住疫情。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在这场抗疫中交出了合格答卷，尤其美国，它的受感染和病死人数都远超其他国家。 

出现这种完全不该出现的情形，有複杂的成因，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不管什麽原因，结果是一样的，即美国和西方的抗疫失败，反映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应对此类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是失灵的。如果再把抗疫的受挫和美国选举的乱像结合起来，更让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美国乃至西方的制度体系有著内在的致命伤，不值得中国学习和效仿，中国的制度才最适合中国，美国在繁荣和强盛一百多年后已经走下坡路了，现在世界正处于“东升西降”。 

可以说，没有这场疫情，就没有中美的制度对比，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就不会突然间爆满，这也才有了去年3月安克雷奇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平视外交。至于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的误判，恐怕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把抗疫受挫和美国选举乱像结合起来，更让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美国乃至西方的制度体系有著内在的致命伤。（汤森路透） 

加速全球经济“去中化”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四个变化，是助推部分产业和企业回流，让全球更加依赖中国的市场和产品，但这也意味著一旦大流行病过去，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去中化”会提速。 

当下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疫情之前，由于美中贸易战以及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部分外资以及中国本土的部分制造业，开始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丰富但成本便宜的国家转移，舆论一度唱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这种情形在疫情爆发初期更加明显，制造业迁出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然而，病毒向全球的快速扩散导致各国彼此封锁，人员往来和交流中断，原本密集的经济联繫受到抑制，全球化被停顿。很多国家如印越等由于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加上它们的政府无法做到像中国政府那样集中资源高效抗疫，故一旦病毒来袭，马上陷入瘫痪，企业停产，工人停工。 

此时，中国严格的抗疫初步遏制住疫情，率先复工複产，反显出中国的体制在这种特殊时刻的某种“优势”，加之中国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拥有更多高品质的劳动力，从而让一些原本出于避免贸易战而从中国市场转移出去的企业认识到，留在中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它们在疫情期间选择回流中国，外资“去中国化”的速度得以减缓，去年流入中国的外资重又全球首位。 

中国在疫情期间还向全球大量出口医疗物资和其他製成品和中间产品。这使得全球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深。考量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流行病未来极可能再发生，以及中国的市场规模等，虽然中国相对越、印等国丧失了成本优势，但这些已经回流的企业和产业在疫情后不大可能再次转出，一些原本想迁出中国市场的企业可能也会观望，从而有助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短中期不会轻易动摇。 

然而正因此使得很多国家认识到，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要分散风险，所以普遍认为，在大流行病结束后，资本撤出中国市场的趋势可能加快，尤其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会尽力打造一个排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虽然这主要出于同中国竞争和对抗的考虑，但疫情是一个催化因素。 

由于世界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的全球化中，此次大流行病对人类的真实影响要超出以往的历次大流行病，即使疫情结束，它对人类心理、生产和生活以及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一时半会也难以结束。对中国而言，上述四大变化还带有某种长期性。可正因如此，设若全球疫情的时间延长，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的所谓体制优势和助推经济的有利状况会减弱乃至消退，而疫情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会放大。故在大国最终的竞争中，谁能笑到最后，现在还不是揭晓答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