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0万社区工作者是如何被“逼”疯的？

　　社区，或者居委会，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切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最近两年被频繁提到的人，被骂，也被称赞，有时也被当做一种象征。

　　但这些工作人员真的快忙疯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进去，有人后悔，有人迅速离职，也有人还在坚持。

　　我们梳理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日记。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不可预期的疫情。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谁？都在做什么？生活是否有意义？

1  

　　该如何介绍我的这个朋友呢？一个社区工作者？一个网格员？一个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基层服务人员？

　　如果在你面前放一张A市地图，城市被分成了无数个网格，你将看到我的朋友在某一个网格里来回穿梭。这个网格不是一个真正的方形，而是五栋老式单元楼，一个银行，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马路。网格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比如人口普查，防疫，文明城市创建，或者是哪户人家闹了老鼠，哪栋楼的灯泡失灵，路上堆积烟头，垃圾桶倒了，都与我的朋友有关。

　　有天她和我打电话。电话中，我的朋友用烦恼的语气说，她正在考虑辞职。她在这个社区待了十五个月。我们通话时是夜里十一点。

　　我说，你刚刚下班吗？

　　“今天还算好，你记得那时候内蒙古阿拉善盟和湖南张家界发生疫情吗，我连着一个星期凌晨三点才下班！”她说。

　　就拿防疫这件事来说，她最常做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发生疫情后排查网格里经过那里的居民。但有时，她会接到许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数据——没有姓名，没有居住地和户口地址，只有一串电话号码。连续一周凌晨三点下班的那个星期，她所在的社区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排查从某地来到她所在城市的17万人中有他们区旅游居住史的人数。起因是那天某地有2个无症状感染者。通知强调，摸排要到位，要点对点摸排，手机短信微信都可以，随后要及时报告给社区书记、街道书记、副区长、区长。

　　那天夜里，17万条电话号码将下发给A市的所有社区。

　　我的朋友用生动的语气还原了那天的场景：

　　第一轮，下午六点，100个手机号分到了我朋友的社区，要求十五分钟内上报摸排结果。这时候还早，电话那头的人都处在清醒状态。她询问他们经过某地的时间地点，有没有来过她们社区所在的区，如果来过，具体是哪些地方，哪条街，现在住在哪儿，打算何时离开？随后，她收集答案，制作表格，上报。

　　第二轮，九点零六分，继续收到100个电话号码，十五分钟内上报摸排结果。她和同事都有点儿不耐烦了，为什么就不能一次性把电话发下来？但没人解释这些，大家只能在办公室集体待命，等待区里的命令下发给街道办，街道办再下发给社区。领导说，这些数据今晚都必须落实到位。

　　第三轮，十点左右，还是100个电话号码。

　　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又来了一些数据。她有些担心，已经很晚了，那些人还会接电话吗？她和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刚开口说“你好，我是A市防疫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在有一些数据需要向你核实”，还没说完呢，对方骂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点儿神经病？然后把电话挂了。

　　她知道那人为什么骂她。如果换成是她在电话对面，她也会骂人。但电话还是得打。

　　第八轮，凌晨一点，接到通知，全区还有6000条电话，15分钟内下发。

　　“这就好像便秘一样。”她说。

　　八轮任务结束，过了一会儿，社区收到通知说，凌晨四五点还会来一批数据，不过现在大家可以先回去休息，但一定要关注群消息。她回到家，睡了两个小时就起床了，接着去上班。

　　挂完朋友的电话，我开始思考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的日常是怎么样的。我们总在新闻上看到他（她）们，有时他们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比如进居民家打狗，或是贴封条、上锁等等。但我们好像得承认，除去那些极端的情况，很多时候是社区工作人员维系着中国当下的防疫体系。往大了说，是他们在维系中国的网格化管理。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进行的，于是我来到A市，和我的朋友长谈了几次。

2  

　　原谅我必须在这篇文章中模糊掉一些信息，暂且称呼我的朋友为K，她所在的城市为A市，社区为B社区。

　　A市有一千多万人口。K出生在这里，也在这座城市长大。她27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比如看说唱歌手的现场，脱口秀，或是孟京辉的话剧。她没有亮眼的学历，在找工作时会面临一些现实的麻烦。来到这个社区前，她做过综艺节目的剪辑。那时她在一家大平台的节目剪辑部。但这份工作并不理想，没有五险一金，有项目的时候，她常常连续通宵一个月，也始终没有转成正式员工。她总是调侃自己在“打黑工”。脂肪迅速进攻了她的身体，她在三年里胖了大约60斤。

　　后来她提了辞职，有一年时间待在家里，专注减肥。当她的体重回归正常，身体的指标也回归正常时，她开始思考能否寻找一份稳定、相对轻松，能够掌握自己生活的——换句话说，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2020年秋天，经过朋友介绍，她加入这个社区。到社区第一天，走进办公室，她看见一个贴着“群众接待”的窗口，五个座椅，窗外有两三棵松树。她并不太了解社区具体做什么工作。不过，她此前听说，社区工作就是坐在桌前喝喝茶，主要负责和群众打交道，不会很忙碌。

　　她签署了合同，但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临时工”。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中国社区的管理体系。社区的全称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通俗一点说，在城市里，社区一般归街道办事处管辖——而街道办事处已经是中国行政组织体系的最末一层。根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有8793个街道办。至于社区，民政部还有一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大约有65万个城乡社区，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平均一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个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居民。

　　但是，社区不算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编制，也不是事业编制，而是按照一种“员额”制度进行管理。K如果想要成为“员额”，又需要参与区级政府组织的考试和选拔。她决定先开始工作，同时准备考试。

　　到岗第一天，领导给她安排了工作内容。在中国的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负责两块内容，一块叫做“条线”，负责和不同的行政机构对接，另一块叫做“网格化”，负责和居民对接。首先是条线，她第一次听说社区会涉及如此多的领域：民政、卫健、人社、司法、环保、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党建、城管、经济发展等等。K所在的社区有十八个员工，每人要负责三、四个条线。

　　具体到底负责一些什么呢？如果你在K的社区办公室坐一会儿，就能在电子屏上看到如下能够在社区办理的事项：

　　“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证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办理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养资格

　　办理求职登记

　　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

　　办理申请创业小额申担保贷款

　　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

　　办理精神病人专项救助

　　可提供相应材料，由社区审理、街道初审、区级办结。”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个朋友问K，社区究竟管些什么？

　　她反问，你觉得社区应该管些什么？

　　朋友说，比如街上的绿植，你们管不管？

　　K笑了起来。“那的确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不过如果你来，我们会接待你，然后我们会告诉你，并且说服你，为什么这棵树不归我们管。”

　　至于网格——K的社区里大约有一万居民，划分为十八个网格，每个工作人员负责一个网格。K负责的网格里大约有300户。她的照片被贴在五个单元楼的门口，附上联系方式：我是xx栋网格员，我为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网格化又和条线相互关联。我们仍然拿防疫这件事举例，每当区级或街道办下发需要处理的疫情相关事项，总是先由社区里的防疫专干（这个职责往往由负责卫健条线的人员承担）受领通知，接着，防疫专干将通知负责具体楼栋的网格员，让这位网格员去和那位该进行一些防疫措施（比如集中隔离、做核酸、做流调）的人联系。在疫情之前，卫健条线相对轻松，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做一些分发免费避孕套之类的工作。但在2020年之后，这条线的员工再也没有清闲过。

　　K领到的条线之一是宣传，这是一条无论何时都很忙碌的条线。宣传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无论你做了什么，如果你没有“拍照留痕”（K的专业名词），那就相当于白做了。

　　刚上岗的时候，K抱有很高的热情。她买来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将一个月内所有待办的事项整齐地列在上面。但是一年后，她对这份工作已逐渐失去了热情，笔记本上的字迹逐渐潦草，那些琐碎的事也都被她通通略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K的笔记，仔细看看她在这十五个月里的经历。

3  

　　2020年11月，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到岗第二天，领导希望K参与协助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信息搜集需要在一款软件上完成，分为两轮。第一轮搜集较为基础的信息，比如文盲率，家里人口数，生育情况等等。第二轮建立在第一轮的基础上抽样，被抽到的居民将需要完成一个长达三四十项的调查，那份调查就更详细了。

　　K领到一个“人口普查员”的工作牌。第一轮，她一共需要普查340户。

　　第二轮，她在一栋楼的电梯门口等一位被抽查的男人。等了很久，男人出现了。K拿出表格开始记录。但也许是因为问题太多太详细，男人突然不耐烦了。

　　“你们为什么调查这么详细？搞什么大数据，侵犯我隐私，是不是要来查我？”男人说。

　　他中断调查，走回家，将门关上。K被男人突然的愤怒吓住了，僵在原地。她知道男人针对的不是她。但在那一刻，她成了这场愤怒的载体。

　　2020年12月 加班条

　　K已经学会熟练撰写宣传新闻稿。新闻稿通常不长，大约六七百字，重点是要配上清晰、角度多样和精美的图片。

　　这个月她几乎都在加班。她第一次填写了加班条。加班有加班费，时间累计三个小时算一个加班，一个加班30元。一整天加班就是80元。加班后需要填写加班条申请。每个月600元加班费封顶，封顶的意思是不可以到600元，最多580元。

　　2021年1月 “搭车”

　　K接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任务。街道办下发指令，说每个社区每月必须在市级以上的媒体发表不得少于8篇报道。一旦少于8篇，将予以通报批评，同时与年底绩效考核挂钩。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她会将一篇信息稿投到许多市级省级新闻网站，看网站的编辑是否会采纳。只有被采纳，这篇信息稿才算有效。也有简单的办法，和网站签打包合同，不过需要钱。K的领导认为这是一笔没必要的支出，K只能靠自己。她开始研究网站编辑选稿的品味，通常来说，有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活动最容易被采纳。

　　K最常做的就是根据各个条线专干组织的活动进行拍照。不过，有些条线需要完成的宣传任务量实在是太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应对是“搭车”。

　　比如，每当一些老年人前来参加社工组织的活动，只要旗帜和横幅到位，他们就会尽可能多给老年人拍一些照片。只要背景更换，这既可以充当志愿者活动，也可以充当文明创建的活动。社区里会互相通知，如果有什么正要准备的活动，需要搭车的专干们，准备好资料，上车。

　　2021年2月 点赞

　　K的朋友圈开始出现一些和以前很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幸福A城，靠你我创建！》《A城，真美！》。这是宣传专干的另一项工作内容：在网上发表评论。

　　她会通过一个软件完成任务，将上级要求转发、评论或是点赞的新闻链接转到她的朋友圈，转发完需要截屏向上汇报。街道负责人常常在群里看各社区汇报情况，比如，“某某社区应该完成15条，现在只完成了5条。”

　　K有时会请求社区其他条线的同事转发或留言。但有时指令下达得很晚，比如晚上十点，这时候，K又只能靠自己了——她为此注册了三个微博。她通常在截屏后就将那些朋友圈和微博删掉。

　　有一次，要求评论的链接是某晚会即将举行的新闻。其他社区工作人员回复得比较长，“跟我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看吧！”但那天她很累了。她只在底下留言了两个字：“期待！”

　　等到过年，她留守社区值班，领到150元补贴，两桶方便面，一盒德芙巧克力。

　　过年时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她需要教会值班的同事们使用最新的互联网舆情系统。他们需要在网上关注本地的重点新闻，以及大家究竟在讨论些什么。然后上报。

　　2021年3月 志愿者

　　她经常需要在早晨七点半到八点，或是下午四点到五点，穿上志愿者服装去马路上站岗。事实上，真正愿意当志愿者的居民很少，大多时候是社区工作者在充当“志愿者”的角色。

　　K站在马路上，通常什么也不干，也不用挥舞旗子。那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只用告诉大家这里站着一个人。有时过往行人和她开玩笑，问她是不是骑电动车闯红灯被交警抓了才会被惩罚。

　　她还需要上路巡查，督导社会宣传内容，比如那些公益海报宣传海报，是否污损、破旧、褪色、过时、不合时宜。

　　2021年4月 群众接待

　　K接到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她要坐在窗口前做群众接待的工作。

　　K认为，群众接待才是一个社区工作者最应该做的事。无论是分发粘鼠板，办社保，去通知物业修理居民楼里的灯，把影响老年人的坑洼不平的道路换掉，这都是实在的事情。她很喜欢坐在窗口和人们聊天。

　　问题是，这让她变得更忙了。她手里的条线逐渐增加到五个，但不断响起的咨询电话，不断上门的群众，总是会将她手里的任务打断。

　　在社区工作里，群众接待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条线负责这块内容。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以前大伙儿总是轮流坐窗口来做群众接待，但自从她坐到这个位置后，其他人就不再搭理那些响起的电话了。K说，她忙得厕所也没法上，水也没法喝，一直没有停过。

　　但领导说，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必须学会多条线工作同时进行。领导们最爱说的一个比喻就是：“要学会双手弹钢琴。”

　　2021年5月 打疫苗

　　本月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打新冠疫苗。K觉得，人们的心态很奇怪，社区很早就开始宣传可以来这里免费打疫苗，但那时没人来打。等到传出疫苗不够打的新闻，所有人都来问想打疫苗怎么办。

　　K的社区组织了两次集中打疫苗。每次早上五点就有人来社区门口排队，到了八点，社区开门，负责打疫苗的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没有上门，队伍已经从街头排到了街尾。也许人们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这时，另一个同事说，排队不要挤，挤也没用，要先拿表登记。瞬间，长达一公里的队伍散了，大伙儿更挤了，试图冲进社区办公室。领导让K赶紧去门口堵住，千万别让人群冲进来。

　　K去堵门。她戴上一个小蜜蜂扩音器，大喊：别挤，别蹭，卫生院的人还没来！

　　人群并不配合，K说，人们就像发了疯似的。

　　2021年6月 填坑

　　K去参加了很多会议。这些会议多由区级政府组织，和K没有直接联系。K只是一个“与会人数”。

　　社区工作人员将这样的参会称作“填坑”。

　　2021年7月 一份证明

　　这个月的某一天，K正在值班，一个男人走进来。他说，医院要求他来找社区开证明以方便报销使用。

　　证明内容如下：

　　“事故证明：本人于X月X号不慎被动物咬伤，申请特殊证明。”

　　K对这样奇怪的证明要求已经习以为常。社区没有执法权，也并不承担什么证明的资质。但总有各种各样的单位要求社区来出具证明。比如，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居住证明。K认为，这是机构采取的一些“分责”行为。要求社区开证明，也就要求社区承担审核的作用。假如未来被对方告上法庭，社区也要承担某些责任。

　　2021年8月 防疫

　　这个月，K和同事们的工作重心都在防疫。她们要做的不止是摸排打电话，作为“五包一”的一名人员，每当从区疾控中心接到有关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员、“时空伴随者”、高中风险地区经过者、需要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人员通知时，如果那些人在K的网格，她需要实时跟进“管控对象”的状态：督促他们按照要求时间频次发核酸报告，给居家隔离人员买菜，带卫生服务中心人员上门给相关人员做核酸，或是亲眼看着次密接和密接坐上转去集中隔离的救护车。

　　“五包一”是针对疫情中某些管控对象的负责人员，分别为街道干部、社区干部、公安干警、社区医务工作者、网格员，五人对一人负责。

　　举行集体核酸检查时，卫生服务中心的人还会要求社区派工作人员负责核验身份证、发放核酸样本信息贴纸的环节。

　　她还需要处理同片区的举报。一个网格对应一个片长，片长指该网格中的居民代表（通常为已经退休的老年人），辅助社区工作。在疫情发生时，片长会随时盯着居民们的走向。之前，有位在K社区里开麻将馆的老板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发了朋友圈。后来那里变成中高风险地区，老板偷偷将朋友圈隐藏了，继续开麻将馆。这时有居民将这个老板举报给了片长，片长又汇报给网格员。麻将馆当然没法开了，老板也居家隔离。

　　后来，K接到通知，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参加核酸采样和穿脱防护服的培训。

　　“现在采样怎么都要让社区来了？”另一位社区人员说。

　　2021年9月-12月 文明城市创建检查

　　A市所有社区最忙碌的一件事就是文明城市创建检查。检查波浪式抵达，先是区级，再是市级，省级，国家级。

　　首先，评选一个城市是否文明，是看看这个城市的卫生做得怎么样。K的微信24小时待命。她随时可能接到通知让她去处理网格里的“动态问题”：比如去路上监督商铺将“大甩卖”、“店铺转让”的广告撕掉，商铺不会总是配合，因此需要来回巡查。还比如进单元楼里清理牛皮癣广告，用油漆将印章刷干净。再比如居民楼窗口伸下来的电瓶车“飞线”，楼道里堆积的物品，都需要在迎检时处理干净。辖区里的酒店也让人头疼。总有人在酒店门口撒色情卡片，有时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在前面扔卡片，K就在后面跟着拣。

　　总而言之，一定要保证这段时间里所有人都很文明。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模拟入户”，尤其是在面对国检时。国检巡视组会在一个城市里抽取社区样本进行检查，其中一个环节是进入居民家中问卷调查。K说，他们必须先提前入户，让居民“胸有成竹”地回答出所有和文明创建相关的问题。如果碰到不那么配合的居民，K还需要做方案，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检查人员往那栋楼走。

　　当巡视组抵达A市时，他们的行踪早已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群里公布了。领导叮嘱，大家一定要记住巡视组的脸。

　　抽样结果出来了，没有K所在的社区。办公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4  

　　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我的生活很少和社区工作者发生交集，更不知道网格员的存在。在我的家乡（南方一个省会城市），我对社区仅存的印象似乎是上学时需要找社区盖假期的“义工证明”。后来，我们家的街道挂上了一个社区的喇叭。喇叭每天会准时响起，来回播报一些通知，比如：“大学生征兵正在进行中”，或者，“禁毒人人有责，举报吸毒者有奖，最高可获二十万元。”

　　但疫情之后，“社区”或“社区工作人员”突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北京，我多次接到我居住的社区打来的电话。起初你会以为这个陌生电话是推销，但渐渐你会熟悉这个电话号码，最后，任何陌生电话你都不敢拒绝。

　　我第一次接到他们的电话，是在2020年夏天，那时我途径上海，浦东的一条街道成了中风险地区，我虽然没有经过浦东，但回到北京后，我的健康码忽然变黄，于是我按照北京健康宝的弹窗提示，前往所在社区报备情况。

　　我在网上查到社区的地址，走进一个隐藏在老式小区里的居委会（之前我从没有来过这里）。它在一栋楼的一层，旁边有水果店和干洗店，门口的宣传栏让它和其他建筑物区分开。走进去是一个二三十平米的接待室，办公室里大约有三四个社区工作者，都是女孩，都很年轻。桌上有四台电脑，摞着厚厚的资料。其中一个女孩接待了我。我表明情况，出示核酸报告，填写一张未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的承诺书。女孩说，我也许被大数据误捕了。她将我的信息登入电脑系统。我问，我的健康宝需要多久才能回到正常？女孩耸耸肩：“也许一两天。”她们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就只能等待系统将我移出大数据名单。

　　第二次，我又途径了一个有中风险街道的城市，回到北京后，我的健康宝没有变黄，但我仍然接到了社区的电话。电话中，那位工作人员让我立即去参与集体核酸。我解释说我并没有经过中风险区域，只是抵达了那个城市。我的解释显然无法奏效，工作人员也拒绝了我自行寻找医院做核酸的请求。

　　“那集体核酸是鼻拭子还是咽拭子？”

　　“你可以到现场和医务人员商量。”她说。

　　现场只允许鼻拭子。我有点无奈，后来当我再接到社区打来询问疫苗接种情况的电话时，我难免丧失了一些热情。说实话，我有些烦了。直到我和K长聊过几次后，我试图换一个视角——也是中国接近400万名社区工作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经历。

　　中国现行的社区体系最早源于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杭州市上羊市街成立了“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它象征着中国历史上悠久的“保甲”制度的结束。到了1986年，民政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在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构成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防控体系。

　　这个防控体系还建立在网格管理上。在2013年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学网的文章说，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实践，随后在北京朝阳区、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2013年中国各地开始推行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即在一个社区中划分网格，每个网格都和一个社区工作者挂钩。2019年进一步推行。网格化治理试图实现的目标是：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但这一设想直到2020年疫情发生才彻底推行下去。同时发生的事实是：社区工作者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任务和职责。

　　K的一位同事已经在社区待了十五年了。她说，这份工作当然有些好处，比如离家很近，即使工资不高，日常相对轻松。但自从新冠疫情发生后，社区忽然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谁的地盘谁负责），所有的行政机构都开始向社区下放工作，社区的任务越来越重，连她这个老社区工作者都经常抱怨了。她拿文明城市创建这件事举例：“上街当志愿者，捡垃圾，这应该是属于环卫和城管的活儿，你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这样的处境下，社区开始招聘大量的年轻人。这也推翻了我曾经以为居委会人员都是中老年女性的印象。这些年轻人几乎都是经过公开招考，或是直接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分中心签订劳务合同。

　　当我在社交网络上搜索社区工作人员时，知乎上的一个帖子提问：“社区工作者这个职业怎么样？”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劝年轻人绝对不要进入社区工作。一位社工提到社区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尴尬定位：工作时归街道办管辖，发福利时就说不属于街道办，大型活动加班时说会有补助，发钱时就是志愿者。另一个天津的社区工作者说，疫情可以看出社区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人认可你的工作，没有发展前途，工资也低于天津的平均工资。

　　还有许多人会强调社区工作者的高压和强度。比如一位22岁的郑州社区工作人员说，郑州发生疫情时，她参与组织集体核酸，连续几天没回家，等回家的时候身上都臭了。她在社区待了八个月后离职。另有人说，沈阳疫情，她打流调电话，越打越崩溃。一个在杭州工作五年的社区工作者说，他最厌烦在网上发表评论的工作，他后来辞职去学习编程，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美好，到处充满了谎言，只有计算机才是真实的。

　　不过，也有一条答案写道：“这个就看你的心态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我的另一位朋友评价，社区工作人员像是中国当代的“吏”。这与社会学意义中的“社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区的定位更像是国家的社区，是国家向市民投送公共服务的基层载体。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德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城市管理要求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尤其要求在居住小区落地，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但它的治理资源仍然处在有限的状态，因此它很难适应。

　　而维系这个治理体系的是大量像K这样的年轻人。有时我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电池，为体系充满电后就疲惫地离开了。

5

　　我抵达A市时，K正为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忙碌。我们只能在她下班后——通常是晚上十点，才能在一家麦当劳里见面。她开着一辆电瓶车过来，车前盖上了一层军绿色挡风被，这是她工作用的交通工具。和我们上次见面相比，K胖了一些。她个子不高，穿一件浅色羽绒服，扎着马尾，黑眼圈很重。我们在一张桌子前坐下。K点了一份洋葱摇摇薯条，随后打开手机。

　　我们一共见了五次，花了十多个小时看完了她的工作笔记，和她手机里17000张和工作相关的照片。她的工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忙碌。讲到最后两个月，K失去了耐心。

　　她一直在叹气。“唉，这是去填坑。”

　　紧接着她又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写材料。”

　　在社区工作一年后，她的体重迅速反弹回给综艺打黑工的时候，甚至还要远超那时候。她体质易胖，如果想保持正常身材，必须正常作息、克制饮食和大量运动。但在社区工作时，她很难做到这些。现在，她已经习惯将脂肪隐藏在厚厚的棉袄里。

　　你很难想象真正的“肥胖”究竟意味着什么，K说。她在网格里来回走的时候，大腿内侧常常会被裤子磨烂，即使她穿的已经是最大码的裤子。

　　不过，对K而言，现在最困扰的问题是，她不知道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她最开始是奔着“员额”去的——现在，那个“员额”看上去怎么都无法等到了。刚加入社区签署工作合同时，K听领导和同事们预测，区里这年一定会举行社区的员额招聘。根据风声，名额应该有3个。到时候，全区的社区临时工都将竞争这两个名额。

　　听上去，这是一个难度有点儿大的考试。K那时并不担心。她起初的设想是，先拿到员额，在这个社区熬五年后当上一个小领导，进入社区的两委班子后再熬上五年，她就能够拥有一个去考定向公务员的资格。

　　然后，她就拥有了一个编制。

　　“考上编制之后呢？”我问她。

　　“那我倒没想过。”她喝下一大口冰水。也许，对K来说，“编制”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似乎编制本身就足以成为想象中生活的终点。

　　但一年过去，她连“员额”考试的影子都没看见。“员额”并不像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那样定时，更多是各个区级政府根据需要进行选拔。她觉得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作为一个临时工，她既没有足够的钱（最近她信用卡还欠了一些钱），也没有考核标准（意味着领导安排的所有工作都是她的任务），更没有未来。我觉得她有时比大城市里互联网公司按照“996”制度上班的员工还要忙碌，可她不知道这样的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时，K实在是被这份工作的忙碌和焦虑弄烦了。她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她去看了心理医生，结果显示中度抑郁和焦虑。

　　我们望向窗外，夜很深，街上已经很难看到车。这时，我们忽然看见三个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都很年轻。A市的冬天很冷，他们说着话，拿着垃圾夹在街上走，白雾从嘴中呼出来。

　　“看吧！又是为了文明创建加班的社区工作人员。”K说。

　　据我观察，能使这个治理体系运转下去的，也许是一种品质——服从与执行。K到社区的这一年，无论她接到了什么看起来完全无法理解的任务，她都一定会执行，并且完成它们。她不会深想这些任务背后的意义，或是这些任务和自身的联系。

　　窗外有一座天桥。K提到，那座天桥正好处在两个社区管辖的中间地带。有一天，天桥上来了一个流浪汉，第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听说消息后很快赶过来，他请流浪汉挪一挪位置，挪到天桥的桥尾，桥尾是第二个社区的管辖范围。紧接着，第二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来了，他又请流浪汉挪回原来的位置。

　　到了最后，流浪汉实在受不了两边的打扰，离开了天桥。

　　餐厅很快就要关门。我问K，如果她真的打算辞掉这份工作，那她之后想去做些什么呢？

　　她又陷入了犹豫。

　　K刚到这个社区的第四个月（那时她还没有那么忙碌），有天加班完回家，她看到综艺《戏剧新生活》，其中一个段落是几位戏剧演员在录制地点看到一架钢琴，就轮流坐上去，像拉家常似的随意弹了起来。她反复将这个片段看了很多遍。过了两天，她也去报名了钢琴培训班，30节课，两年内上完。她去上了几节课，开始能够弹一些简单的段落。但到后来，加班越来越多，她的钢琴课就闲置了。

　　K说，她很羡慕这些人。那个综艺段落里，那些人看上去拥有一件发自内心热爱的事情，而她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支点应该由什么构成？消费和娱乐？金钱？还是工作？

　　有时她会问身边的朋友。同样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许多人是听从家里的安排。K的父母对女儿能在社区工作已经感到满足。听说K想辞职，她的父母和她吵了几次。

　　答案是什么呢？K仍然很迷茫。“也许，等我辞职了，我还是会去考公务员。”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