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社会已经非常严峻的“男多女少”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存在选择性别的问题，在古代有很多杀死女婴的现象，到现代由于技术进步，便改为打胎，这种人为的干预造成了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认为选择性别的原因是重男轻女，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重男轻女，却都未选择性别，中国选择性别的原因恰恰源于小共同体的原始和匮乏，中国的小共同体从未超出依靠血缘建构的宗族，中国人的组织力从来只局限于家庭，这使得每个家庭都通过自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最终造成了公共利益的崩溃。

　　传统的家族、文化观念以及个体功利性的需求才是选择性别的原因。

1　重男轻女不一定筛选性别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徐州的男女性别比失衡.

　　数据显示，实行计划生育后，徐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1995年-2000年出生性别比为138，2005年徐州妇幼保健院的数据则显示徐州一胎出生性别比是117，二胎达到了164。选择性别的结果就是当地男多女少，相亲出现一女相五男的情况。

　　徐州的事件不是孤例，中国很多地区都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别，按照历年数据，中国性别比最失衡的地区，一是徐州这样传统的黄泛区，二是宗族兴盛的地区。按照2015年的统计，中国出生性别比广东、广西、湖南最高，达到了119-123，江苏、安徽、江西次之，也在113-118之间，其中江苏苏北地区较严重。

　　很多人说男女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因为重男轻女，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最轻视女性权益的除了中国的部分农村，还有伊斯兰世界，在伊斯兰世界中，女性的地位甚至比东亚还要低，但是伊斯兰世界的男女性别比普遍均衡。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土耳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常年稳定在105，伊朗也是105，沙特是103，伊斯兰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最为失衡是巴基斯坦，达到了109，超出了103-107的正常值，但仍低于中国2020年的数据111（2000年是118），这还是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源，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BRTH.MF?locations=IR

　　即使是北京，出生人口性别比也高达107，高于绝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至少在人工选择性别这点，就算是北京上海也比伊斯兰国家严重。

　　伊斯兰国家非常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充分表明重男轻女不意味着一定要选择性别，在伊斯兰教义中，溺死女婴和筛选性别都是僭越的大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都坚决的反对堕胎，伊斯兰教认为孩子的生命不属于父母，属于上帝（真主），孩子的性别也是上帝（真主）决定，选择性别是对上帝（真主）权力的僭越。

　　即使从最功利角度看，选择性别也是极为短视和恶劣的行为，就跟农民不会随意毁伤自己的耕牛一样，即使是再重男轻女的社会，也会意识到女性的价值。杀死女婴等于降低了整个共同体的生育资源，并培养了大量情绪无法发泄的单身汉，对共同体的存续是威胁而不是助益，中国的选择性别有其特殊原因，不是重男轻女能够解释。

2　香火与养儿防老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严禁选择性别相比，中国社会一直对选择性别持宽容态度。

　　16世纪末，当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就惊讶于中国溺死女婴的行为是如此普遍，而这些溺死女婴的人并不会受到大众的指责。新中国成立后，溺死女婴的事件仍有发生，1981-1982年，费孝通第三次在江苏省吴江县江村进行调查，他发现了大量溺死女婴的情况，而那些溺死女婴的家长毫无愧疚之意。溺死女婴在乡村伦理看来，并非千夫所指之事。

　　那么中国农村为什么执着于人工选择性别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人的信仰完全是依照血缘和家庭建立，而儿子被视为延续香火的关键。中国农村的土生信仰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之下诞生了围绕祖先建立的宗族，而宗族的延续是父系而非母系，一个男人最大的使命就是留下香火（男丁），以保证自己百年之后有人能够祭奠。

　　中国传统信仰中人死后并不会轮回（轮回是佛教观念），而是直接下地府，地府由官僚系统管理，人在地府过得好不好取决于子嗣有没有按时祭祀，中国人杀牲畜，烧纸钱，都是在给阴间的长辈送钱，希望他能在阴间过好，这种迷信之下，是否有人祭祀变得极为关键，而在传统社会中，只有儿子能够担起祭祀的责任。

　　实在生不出儿子的情况下，一些家庭会选择拐卖男童来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生男丁的意识形态基础。

　　与中国相比，一神教社会的父母与子嗣关系是割裂的，一个人能否进天堂要看他的现世表现，与后辈无关，一个人的教徒身份也要高于儿子的身份，在伊斯兰教中，儿子可以为了践行信仰而牺牲母亲，父母也可以在孩子成年后对其放任自流，一神教社会，亲子关系要远小于宗教关系。

　　除了延续香火这一文化观念，生男丁还有着功利需求，即养儿防老和不受欺负。中国从未有超出家庭的共同体，因此一家的生活全要靠男人是否争气。

　　在农耕社会，男性有着明显的体力优势，父母的养老要靠儿子的养育，生不出儿子意味着家里没有劳动力支撑父母晚年的生活。虽然经济形态已经改变，但文化观念遗留了下来。

　　另外由于中国农村极度散沙化，没有类似教会的组织维持秩序，这导致农村极易演化为每一个家庭对每一个家庭的战争。

　　在黄泛区普遍存在着这种小亲族竞争模式，他们会互相攀比互相竞争，所谓的高彩礼就是在极度无序的竞争下产生，这种高度分裂的状态让一个家庭的地位取决于儿子的多少，儿子越多打架就越厉害，在村里就不受欺负，只有在散沙化的地区这种无序才会存在。

　　而在一神教社会，教徒的养老和福利由教会负责，并不依赖子女，在中世纪，有着大量的寡妇和没有儿子的贵族、平民，但都会有交互负责他们的福利，他们不会遭受社会的压力。

　　如果说上述两点是选择性别的原因，那么一胎化政策就是严重加剧了这种需求。古代的杀死女婴更多是物质匮乏之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一胎化政策让人们即使在生活充裕后仍会选择性别，既然只能生一个，那些传统观念浓厚的人肯定会选择儿子，虽然政府屡次打击性别选择，但仍然屡禁不止。

3　现代化城市化是唯一出路

　　只要乡村共同体存在一天，宗法社会的观念就会延续，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破四旧”可以解决宗法社会，其实是太过天真，实际上即使在60年代，溺死女婴的事件仍经常发生，只要乡村的社会结构存在，这一现象就永远不会禁绝。

　　要想改变重男轻女，选择性别的轮回，只有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将农民彻底变为市民，让这种观念丧失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旦到了城市，男性在农村的体力优势不复存在，宗法社会中的关系也当然无存，延续香火也显得毫无意义。今天的问题更多是历史遗留问题。

　　解决之道仍在于城市化，现代化，随着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的增多以及生育的放开，出生人口性别比在逐年好转，相信只要再过二三十年，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我们不能阻止历史上犯下的错误，但我们可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无论怎样，所谓的乡村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需要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带有宗法意味的乡贤政治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