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敲锣女”？正能量少女:禁止境外抹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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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主@能量少女YMC，即淮安籍电视编导袁梦纯遇上事了。16日晚上，因为京畿防疫政策突变，刚工作完的她被夹在北京与燕郊交界的分界桥上进退步不得。往两地社区、防疫部门打电话，都不允许她进入或返回，让她自己想办法。

　　能量少女的舆情触发了反应机制，迅速调整燕郊上班族的防疫规定，能量少女的具体问题当然在此之前就被解决。她又发了另一篇新博文，说了一点后续，提到书记z在内的许多部门人员打她电话，内容是自我批评，没做好工作，同时安慰她不要担心受报复。

　　这本该是一个正常的后续说明，但能量少女在博文前头着重标注，“禁止任何境外不法分子用我的微博来抹黑中国！！！”（三句重复以示强调），“这是自家事，不需要你们这些搞分裂的外人来指手画脚！！！”（又是三个并排的感叹号）。

　　如此突兀的重申与强调，让前晚声援她的人们错愕，有一种共错了情、所托非人的受骗上当感。不管是“境内人士”，还是“境外人士”，都从能量少女变身正能量少女的反转中，感到被利用了。有事的时候求人，事了了就用标签贬低人，这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很有一些人是同情这番措辞的，以为是能量少女的自保。毕竟当一个人被体制内等级众多的人士接触，又因为防疫政策的主题，如果会因此生出惧怕情绪，也是人之常情。普通人对体制的敬畏与无知，伴随着这类接触后的顺从症状，能量少女都不算特例。

　　然而，对能量少女变身为正能量少女的“同情之理解”，被认为是一种滥用，并没有赢得共识。袁梦纯在不到48小时内的表态，尤其是她在写作两篇博文时，对受众前恭后倨的态度，被认为无关个人修养，而是一种公共品德的残缺，玷污了个人对公权的正常姿态。

　　在以前的公共议题上，常有一种“善待个人，恶猜公权”的不成文规定，旨在自觉确认公共批评的指向，不针对个人，只是针砭权力。但上桥是能量少女，斥责公权的不作为、乱作为；下桥之后却改头换面，对呐喊帮她的人使用诛心之论，有人不忿。

　　于是，舆论中有人清楚地表示，以后的公共讨论中，不再遵守上述不成文的原则，宣布此一原则不再适用，敬谢不敏，尖锐的批评之矛也将指向恶猜他人的“个人”。宣告这一立场的人，怀着不堪的记忆，受够了能量少女这样用“蛇”来敲锣喊冤的典型人物。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有无助女士在阳台上敲打盆底，声讨被防疫政策忽视的实际。在传播过程中，她被形容为“敲锣呼救”的受害者，因为引发舆情事件，成为优先对待的市民。但在疫情平稳后，反倒痛骂方方，给外国人递刀子云云。

　　在武汉这个案例发生时，中美有关疫情溯源的执拗正在激烈对决中，人们即使诧异于“敲锣女”斯德哥尔摩一样的胡乱表态，但在群己权界的区分上并不好多说什么。但能量少女在燕郊大桥上的夜谈与日思，因为少了这层顾忌，令问题意识格外明朗。

　　人们希望教给能量少女一个简单道理，她后来之所以受到“礼遇”，不是因为防疫系统有多么好，而是舆情沸腾之下，民意迫使他们意识到有多么差。对她的态度，先是底层防疫人员敷衍，再有高级别官员介入专项安置，都是拜她同情者的鼓与呼。

　　很快地，意识到成为众矢之的，被差评为正能量少女后，袁梦纯作出了一个解释说明，试图为自己打圆场。她说她被朋友告知，“外网上有人添油加醋地描绘了这次‘大桥事件’，进而攻击我们国家的整个防疫政策。”“中国防疫……怎么能因为我，而被【全盘】推翻呢？”

　　此番解释相信是她的心里话，是她前后表态的逻辑。她所说的因果中藏着一种惧怕，那就是生怕自己会成为所谓“抹黑防疫政策”的实例——尽管她在大桥上的遭遇都是真实的，对话防疫人员的每一句话都经她深思熟虑，是小心与卑微的表现，但她仍旧惧怕。

　　也许话题进行到这个地步，少许谅解才有商榷余地吧。能量少女作了正能量表达，化身搏斗无中生有的境外阳谋，正是她激活自我审查思维的样貌。这个样貌绝不好看，也禁不起推敲，如此熟练地划清敌我界限，同时展现拥护之意。如此真实，叫人如此伤感。

　　这也许正是打破原则，恶猜公权也恶评“个人”的人们振奋精神，想要给其他人普及的：公权无远弗届，持续校正人的公共精神，而正因为自我审查对个人的普遍牵制，令个人与公权的界限消亡，个人融入广义公权的社会范围，恶猜个人就等于恶猜公权。

　　在诸如防疫政策这类宏观议题上，尽管民间或有窃窃私语，甚至社交媒体的角落里密布着不同看法，但在公开场面上——即使有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疫情变局的可能性——公众仍然在小心翼翼地谈及这个问题，谨小慎微地调节与官方立场的距离。

　　而在更常见的日常禁忌清单上，正如能量少女刻意强调的所谓“自家事”“中国”“外人”等，所谓“递刀子”等低级红说法，已经深深地影响一般人，尤其是90后年轻人群，深刻地将某种特定的慌张刻进言行举止。认定中外有别，所谓“境外”必定不怀好意，成了刻板印象。

　　在遭到舆论反转的批评后，@能量少女YMC 已经自行关闭了微博，但围绕她上桥/下桥前后的言论，批评与讨论仍在继续。所有的讨论也许都在下意识地围绕这么个问题展开：面对这些被公权新思维塑造出来的人，拥有纯粹自由意志的“个人”如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