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坚持不封城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终于难逃厄运，市政府27日宣布，为了“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28日起实行“分区封控”。根据市政通告，封城期间，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封控区域暂停公交、地铁、轮渡、出租汽车、网约车运行。
上海长期被誉为“防疫模范生”，试图探索一条与封城清零不同的“精准防疫”模式，并且也在进行一些与病毒共存方面的尝试。但上海的实验显然与习近平3月17日亲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精神不符。习近平在认识到清零给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巨大代价的同时，仍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日益流感化的奥密克戎病毒能否清零？上海封城是不是表明中国已拒绝与病毒共存？习近平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评论，在奥密克戎面前，中国的清零政策与世界相比显得格格不入。这是因为上海地方的科学防疫与中央部署的政治防疫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政治防疫占了上风。
虞平说：“其实中国很久以来采取的清零政策，跟目前现在全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奥密克戎这个新的变种高强度的传染性，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我认为上海封城虽然它自己没有用封城这个词，其实是一个不封城的封城，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他们发出来的视频可以看到，它跟过去在武汉的封城几乎没有俩样。事实上，它只不过是逐步封城。而这种逐步封城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最后能够导致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就看，就这一次的上海，前一天还说不封城，后面开始封城，它反映出一个什么信号，或反应出一个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政治上的防疫和科学防疫，在目前这个状态已经到了一个几乎是不相容的这个状况。可是遗憾的是，政治防御的考量目前占了上风。所以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而且它也不乏那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他们对这个世界各国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其实很早以前一些专家就已经提出来了，奥密克戎出来以后，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清零的，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叫“动态清零”非常有意思，其实不能清零，你怎么能“动态清零”？就包括现在上海市所采取的一个所谓的逐步封城，或者是，“递次”封城，不管你怎么说，到最后它形成了一个循环，还是会导致这个奥密克戎在这个上海市流传。而且这一次还反映出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对防疫方面所产生的那些基本的情况并不清楚，或者说不想搞清楚。上海封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突然出现很多的案例，而这些案例还并不是说反映的全面情况，其实还是个冰山之一角。好多医生都说了，其实远远不止几千个案例，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其实跟防疫的政治防疫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些医医疗人员、那些地方干部、那些特别负责人员，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一些责任，所以对于有一些阳性，完全不去报到，完全不去上报。最近网上有一些视频传出来，明明是阳性，却不给他一个通知，告诉他口头通知你是阳性，那别人说我既然是阳性，你要给我一个报告啊，那就是说对不起，阳性我们就口头通知了，阴性我们报上去。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反映出中央的所谓的政治性防疫和地方的试图采用科学去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结果很遗憾是政治防疫还是占了上风。”
虞平结合心理学上“认知僵化”的概念，分析导致“清零政策”的中共的官僚体系和体制原因。由于政治防疫大过科学防疫，统治阶层无法针对疫情发展进行政策调整。可悲的是，整个中国要为此买单。
虞平说：“中国有一个很僵化的官僚体系，当然我们说它也是非常集权的一个体制。就是说最高领导，他对整个政权负责，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用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就叫做认知的僵化，这个认知僵化，是个非常有意思现象，在中国不仅是表现的个人身上也表现在一个整个体制上面。所谓的认知僵化，就是说它已经缺乏能力去对信息、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能动的反映适应，整个的这个状况就是存在于他自己创造的模式里面。很典型的放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自闭症。自闭症往往就是一个认知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体现。可是你看现在这个体制，由于领导，由于它采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政方针，这个大政方针导致所有的系统都开始偏好一种认识，对外界的一些有效的信息、有用的信息，他们不能适应，就缺乏适应能力。那么张文宏医生为代表的这一些跟国际接轨的那些专家认知到奥密克戎这样的一种新的变种，他是无法做到清零的。刚刚那个杨建利先生也提到，整个是在社区，可以说是没有症状地在蔓延，既然没有症状的蔓延，你怎么去精准防疫，也没办法精准防疫，实际上就应该按照现在国际上大的趋势，西方各国的这些医学专家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共识，就是这个病毒是不会消失掉的，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共存的。所以呢，那你既然是共存就有共存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什么？如果说有精准的话，就在这个方式上有精准。可是我刚刚讲的，由于体制从最高领导到下面的这个政治体制里面的人，对这些有效的信息，对这些有用的建议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去反应，有效地反应。所以变成就是延续他们过去的模式。当然我们从政治上讲，是个僵化的政治、专制的模式，从科学的认知角度讲，它是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僵化。这个认知上的僵化，导致整个国家在防疫方面就出现了刚刚你讲的一种完全就是一种政治性的防疫。最高领导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目前就还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要观察，我觉得上面已经在松动了，他认知到这个没有办法再这样维持下去，那就要看最高领导阶层的最后决策。很可惜的是他们的决策的时间点和他们决策的方向，中国整个社会要为之买单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评论，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非常脆弱。防疫成果在他名下，一旦防疫出现了问题，习近平的合法性瞬间可能就会受到挑战，而今年争取在二十大伤连任的他经不起挑战。
杨建利说：“3月17号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可以说从最高层已经意识到他必须在两件事情里找平衡：第一就是我要尽量地减少感染的人数，那另外就是我经济生活不能完全死亡，不能完全停摆。但是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执政的合法性，他自己这样做成的。因为他说防疫是他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而且防疫的成绩已经写进教科书里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权力很大，但是他的合法性非常脆弱，因为他都基于他的成绩才有他的合法性。一旦防疫出现了问题，习近平的合法性瞬间可能就会受到挑战，而今年他不能受到挑战，因为他在二十大上要第三任，第三任是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和阻挡的，因为它是破了先例。这时候虽然习近平说，我们要最小的代价取得防疫的最大效果，实际上已经是对以前的政策有所更正，但是下边的官员就像刚才虞博士所讲的，他是个僵化的一个体制，这个僵化的体制，它对什么最敏感呢？对自己的乌纱帽非常敏感，他知道我现在封城造成经济的停摆，甚至造成了其他类型的病人的死亡，都不重要。因为现在大家不计较那个东西，大家每天要看的是什么呢？是新冠病毒所感染的人，新冠病毒所死的人，他只关注这个指标，所以因此其他都不管。这个时候这种僵化同时又敏感的一个官僚体制，即使习近平想转弯都很难转。因为换句话说，如果上海继续下去，可能就是和国际上接轨，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和病毒共存，然后经济生活依然活跃。但是如果这个数字天天以几千上万的增加，非常的不好看，这时候“圣上”可能就非常的不舒服。这是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经济金融、文化、交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这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就会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而李强要为此负责。刚才我已经讲了，我再讲一遍，如果李强和其他的省市一样，完全按照清零风控的方式，出了问题，大家也都一样。如果他非常个别，就像在重庆一样，我要搞唱红打黑，为了入常，这时候你出了问题，你就要负责了。所以这时候大家都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够违背这个模式来独树一帜。”
杨建利评论，世界没办法抄中国的作业，反而中国应该抄世界的作业，但是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抄不了国际社会的作业。中国的防疫高度政治化，与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结合在一起，让政府骑虎难下，而中国的百姓则如入虎穴。
杨建利说：“这个作业国际社会是没法抄的。当然，中国政府应该抄国际社会的作业，尤其是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体制造成了他抄不了。现在发生的这些现象，原因就是从一开始中国的防疫就高度地政治化，和这个政权，甚至和习近平的个人的执政合法性结合在一起了。你想他多么脆弱，他必须绷得紧紧的，又加上今年2022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年，就使得神经就绷得更紧，所以这种政治化的防疫使得整个政府都是骑虎难下，他想下都下不来。老百姓就如入虎穴，就像每天在虎穴里边呆着一样非常难，生活在这一种恐怖、压力之下。但是现在你说我们让中国忽然转向，就是和这个世界接轨，就和病毒共存，但由于严重的政治化，造成了两个巨大的后果，使得它越来越不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普及率不高，那有5000万的60岁以上的人还没有接种疫苗，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人是最容易感染还是最容易死亡的？一旦放开，这个数字就会骤升，会出现非常让人害怕的数字，这个直接又和合法性，又和习近平的脸面又挂一起了。另外一个就中国的疫苗是有效果，但效果不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疫苗。但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我不能用国外的疫苗来救中国的生命，造成了中国的疫苗的质量上不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完全放开，这个数字真有可能像中国政府所讲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感染，可能有很多的死亡。这时候，这个政治怎么再谈呢？所以正是这使他骑虎难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美国之音记者晓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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