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疲惫的燕郊通勤族

　　燕郊通勤族往返于河北与北京，在疫情这三年里，他们需要接受两地防疫政策，小心翼翼往返公司与住处。有时衔接失措，他们就只能悬置在检查站，或者是受阻于一场大雪。如今，燕郊通勤族已是一群惊鸟，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分作两拨，一些人急于回燕郊照顾家小，一些人杀回北京只为保住工作。

逃

　　得知燕郊即将封闭那晚，徐霞的老公正炖着排骨，来不及吃了，她立刻收拾好换洗的衣服，拎着包下楼打车。她对司机说：“随便一个有8开头公交车的公交站。”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徐霞所经历的第三次封闭。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必须赶在公交全部停运之前，逃回北京的员工宿舍。

　　同样在3月12晚动身回京的还有涂强和他的女友。那天是周六，下午6点多，刚刚睡醒的涂强坐在床上玩着手机，突然看见群里在传封镇的消息。当天晚上9点，他开车载着女友住进北京常营的一家酒店，想着“这样不耽误周一上班，下班直接就能回燕郊了。”

　　做餐饮销售的王立峰不过周末，知道第二天燕郊就要封闭，他下班后赶紧回家和妻儿吃了个晚饭，又急急忙忙收拾好东西，开车沿京秦高速驶出镇子。到了公司宿舍，他发现周围同事全在往屋里搬被褥和生活用品，他们都是刚从燕郊跑回来的。

　　3月12日，燕郊镇隶属的三河市发布通告：13日到14日两天，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采样，在此期间，所有人非必要不得离市，外域通勤人员一律居家办公。消息很快蔓延开来，催促着需要往返北京燕郊两地的通勤族们迅速做反应。

　　每个在当晚选择离开的人都觉得，通告只说封闭小区两天，等解封之后再回去就行。可四天过去，他们等到的不是解封的消息，而是北京健康宝弹窗，以及接踵而至的流调电话。

　　因为没有地方住，赵磊把车停在北京的空地对付了五个晚上，“跟个盲流子似的”。每晚猫在狭窄的后座拿手机看直播是他唯一的快乐源泉，“前半夜连麦pk，后半夜讲故事，嘎嘎爆笑，但有时候也伤感。”当我提出看看车内的环境时，他果断拒绝了：“裤衩子和袜子都晾着呢。”

　　社区为这些“逃亡者”规划了三条去向——在北京自行隔离，在北京集中隔离，回燕郊隔离。

　　3月12号那天，陈莹是为了赴约进的京。她说，原本自己可以接受在北京多待几天，但实在架不住流调电话的轰炸，“一会儿一个，两个手机号都在被打，快逼疯了。”她只好和朋友合租了个50平的一居室，准备自行隔离。结果社区告诉她：“你这不符合隔离标准，两个人，起码得两居。”

　　很多燕郊居民达成共识，作为首都北京边上的护城河，一旦风吹草动，这里一定是最先严起来的地方。

　　疫情锤炼出燕郊通勤族们敏感的神经，打破了他们本还算便利的双城生活。“河南有病例，明天早点走吧”，“西安疫情严重了，明天早点走吧”，“北京丰台区有病例输入燕郊，丰台封了一个小区，燕郊整个封了”。

　　历经两年多拉扯，轻则核酸，重则封闭全镇，这些试图享有镇级物价、房价，又拿着一线薪资的通勤族，不得不游走于不断变化的变化之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所谓的双城生活。

家

　　徐霞的公司在北京北二环，她每天6点半起床，洗漱，化妆，然后掐好时间，在7点10分准时坐上开往地铁6号线潞城站的894路公交，再由6号线换乘5号线，到达北新桥。如果在公交地铁无缝衔接的情况下，全程需要一个半小时。

　　2015年，27岁的徐霞正式和老公搬到燕郊，40平米的开间，每平6000元，贷款买的，月供1400。“那时候检查站还没那么麻烦，只有开大会期间查，顶多严一个月，忍忍就过去了。”

　　刚搬过去那段时间，曲折的通勤每天都会消耗徐霞不少精力，“到公司得先缓一缓才能投入工作，下班回家只想往床上一躺。”但一想到北京的高房价，一切都是值得的，至少这里能接纳一个稳定的家。

　　她不想做个一辈子只为一个房子奋斗的人。疫情绵延，徐霞感到往返两地的成本逐渐在增加。

　　核酸是通过检查站必要的条件之一。“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去做核酸的路上”，徐霞的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据她一位朋友说，2021年后，徐霞的朋友圈很活跃：“一点开就是她在分享核酸。”

　　直到今年2月初，北京专门为环京通勤人员建立了数据库，凭借北京单位的工作证明、燕郊的房本或者租房合同，即可登录信息，标识会直接体现在健康宝上。好处就是，有通勤标识的人只有第一次进京时需要48小时内核酸证明，以后只需14天内核酸就可以通过。这是燕郊通勤族首次得到官方认证。

　　比起核酸，长久的拥堵是燕郊通勤族更大的软肋。徐霞记得，有次光检查站就堵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正逢夏季，天气闷热，公交车里严重缺氧。有人受不了直接下了车，徒步走过检查站，到时候拦到哪辆车再上。

　　徐霞是公司的财务，那天刚好是发工资的日子，领导找她要数据，一看人不在，问去干嘛了？同事一边应付“好像去税务局了”，一边让徐霞赶紧给领导回电话。到了中午，徐霞才出现在公司，同事打趣说：“你是直接来吃午饭的吗？”

　　就因为这家公司考勤不严，她整整干了十年没敢换工作。老公是做外贸的，疫情期间没什么活，家里不能失去她这份稳定收入。“我在燕郊住，搁别的公司，这么迟到早把我开了。”

　　2021年11月，徐霞的公司从北二环搬到了南六环，并为员工提供宿舍。为了免于通勤压力，她最终决定搬到公司宿舍。作为代价，只有到了周末，徐霞才能回一趟燕郊，和家人团聚，做点好吃的改善下伙食。

　　眼下，儿子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徐霞听说，北京的私立幼儿园最低得三四千一个月，燕郊这边算上生活费也就两千多。“别管教育质量咋样，好歹能有学上。”

　　距离王立峰在燕郊买房已经三年半时间，他依旧能准确说出家里的面积，88.48平，8848米，正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北漂的六年里，他始终在北京跟别人合租，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老婆孩子也没安全感”。

　　房子在燕郊经济开发区，紧邻北京顺义区。王立峰特意把位置选在离检查站最近的位置，方便进京。“没疫情的时候，连身份证都不用刷，一过车牌，杆子自动就抬起来了。”

　　2018年，北京对外地车辆施行限行，一个外地车牌每年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开85天。为了增加开车进京的次数，王立峰又买了第二辆车。那时，他每天的通勤路线是走京平高速，从六环绕进望京，往返路程要70公里。

　　尽管辛苦，但对于做餐饮招商的王立峰来说，没有什么比家重要。“这点心态还是要有的，住燕郊的都是能吃苦的。”

　　疫情爆发后，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过站时间，被延长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严的时候，检查人员不仅要看身份证、核酸、通行码，“还得翻你后备箱，看看有没有藏人。”每次堵着不动时候，他就望着从旁边驶过的电瓶车、自行车，干瞪眼，“他们怎么这么聪明”。

　　后来，王立峰想出了更好的主意。他干脆把车停在检查站另一头的路边，也就是北京境内，然后徒步走过检查站，回家。

　　封闭全镇、封小区是王立峰最难忍受的事情。平时工作忙的时候，一周甚至半个月不着家，也不惦记。可一旦遇到封闭，他就忍不住开始揪心。“老婆孩子在家隔离，这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我却不能陪在身边。”

　　“留一保一”是燕郊通勤家庭常用的对策，即一个人留在燕郊隔离，照顾孩子或者老人，另一个人留在北京，保持正常工作。不过这也只是短期内的权衡之计。

　　面对未知的解封时间，王立峰总会担心家里的情况，生怕物资不够用，菜没得吃，孩子老憋在家里心情不好。“我也想回家隔离，但谈不了客户，没工资，房贷怎么办？车贷怎么办？”疫情第三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立峰，对家的责任又大了一些。

　　“我媳妇是做保险的，每个季度有考核，封闭状态不能见客户，单量差，不过考核就销号了。我现在只能找找周围朋友，帮她拉业绩。”

桥

　　提起燕郊和北京的距离，人们习惯说“一桥之隔”。疫情以后，在很多燕郊通勤族的印象里，桥，意味着堵。严查期间，桥的作用，更多时候是承载数以千计排队滞停的车辆，和准备徒步回燕郊的行人。

　　久而久之，桥成了某种意象。

　　历时四年建成的燕潮大桥，2019年通车，桥全长1118.6米，双向六车道，连接着燕郊和北京通州区，顺着徐尹路，直插五环内。与之呼应的，还有京秦高速大桥、京榆旧线跨河大桥以及潮白河桥，它们是无数燕郊通勤族进京的必经之路。

　　有人看到，午夜的燕潮大桥灯火通明，上面密密麻麻落满了排队的车辆，队伍一直延伸到燕郊市内的十字路口，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这些车偶尔还会缓慢地蠕动。也有人目睹，3月燕郊封闭后，人们在潮白桥上顶着大雪，等到检查站放行，“前面一个包，后面一个包，手拉着小孩”。

　　曾倩则亲身经历过几百人一同徒步过大桥的场景。那是2020年6月份，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检查变严了，无论进京还是回燕郊，桥上都变得异常拥堵。

　　在东五环双桥工作的曾倩6点半下班打车，8点左右就堵在了燕潮大桥上。因为疲惫，她在车里睡了好几觉，每次醒来时都发现，桥还是那座桥，窗外依旧是相同的风景，车基本原地没动，“当时特别绝望。”通过检查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1点13分。小区的路灯关了，她只好用手电照着回家，心里害怕又委屈，忍不住哭了出来。

　　第二天，曾倩得到领导特许，早早下班打车，这次她选择走另一条路。为了不出京，司机在距离白庙检查站10米的地方，把她放了下来。剩下的路，需要步行回去。

　　虽是错峰下班，同一时间回燕郊的人并不少。堵车严重，无论是打车的还是坐公交的，全都下了车，一时间，几百人浩浩荡荡开始徒步过潮白桥。炎热的六月，大家走得都很慢，汗珠从脸颊淌下来。夕阳折射下，这座一公里多的大桥逐渐在视线里扭曲，拉长。

　　3月17号，燕郊开放了通勤人员返城的路径，但需要出示相关证明，让刘艺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因此，他在燕潮大桥上足足困了12个小时。

　　出现弹窗后，工作原因留在北京的刘艺，决定回燕郊隔离。早上9点，他已经开始在桥上排队，当时等待返城的车辆有一两百台。那天，北京骤然降温，刚冒头的春意又被雪片打了回去，不少行人出城时穿得薄，由于耐不住寒冷，有人便敲陌生人的车门，想进去暖和一会儿。几乎没有司机拒绝。

　　排到刘艺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除了核酸、身份证、签署承诺书，还得出示燕郊本地身份证或者燕郊的居住证明。“说法一会儿一变，每个检查站要的东西还不一样”。可办理居住证明需要燕郊的房产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谁会没事把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呢？

　　他紧忙给社区打电话，社区表示他们开不出来。他又打给居委会，没人接。

　　这时，有人因为等不下去，开始掉头往北京方向走。最后，他们又被那边的检查站拦下，疫情地区的人，不能进京。回不去，也出不来，他们只能待在两个检查站中间的桥上。

　　得知自己的处境后，本想返回北京的刘艺，不得不把精力用在找房本上。他试过去备案过的网上找，也联系了卖给他房子的销售，12个小时里，有一半时间，他都在给社区和居委会打电话沟通，始终没有结果。

　　到了晚上6点左右，社区来人了，说不用居住证明了。

离

　　在燕郊租住了半年，李平下定决心，一旦解封就立刻搬到北京。

　　李平所在的公司就在6号线的终点潞城站，对很多燕郊通勤族来说，这是他们坐公交进京后，换乘地铁的始发站。893路、894路和822路跨省公交，都从燕郊抵达这里。

　　他特意把房子租在离检查站不远的地方，不堵车的时候，从家到公司，只需20分钟。同样一千多的价格，在北京只能租个次卧，但在燕郊，却可以住上装修还不错的两居。

　　当初换工作的时候，李平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住燕郊会成为很多公司拒绝聘用的理由。“国贸离燕郊很远吗？一个小时不就到了吗？”经历了两次封闭后，他终于明白，燕郊不是什么睡城，更不是北漂的收容所，燕郊就是燕郊，北京还是北京。

　　一条关于公司招聘的信息在燕郊通勤族的群里传阅着：暂停招聘在北三县居住的人员，并非歧视，实在是这个疫情很没谱，动不动就不能进京办公，对公司和个人都不利。

　　从实习就住在燕郊的曾倩说，自己还年轻，跑得动，堵车什么的能忍，就怕一刀切，封小区。她听闻，一位同样住燕郊的前同事，因为封闭不能到岗，工资被砍了一半。虽然曾倩没因为居家办公而影响收入，但每当领导问她“什么时候能回来”时，心里都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没人知道答案。

　　徐霞的邻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几次封闭居家办公，领导早已对她有了成见，介于员工权益，又不敢直接开除，于是经常给她“穿小鞋”。

　　做影视后期的刘艺明显觉得还房贷变得吃力了。原本他是自由职业，自己接活，跟剧组，疫情爆发后，影视行业遭到重创，能接的活一年比一年少，他干脆找了家公司去上班。

　　每天通勤就要消耗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次又遇到封闭，只能居家办公，工资也按百分比扣除了。

　　刘艺的房子刚好买在2020年，当时两万一平，到现在，掉到了一万多。频繁的堵车和动不动就一刀切的防控下，他最后还是决定再搬回北京合租，就像他七年前刚来北京时那样。只是，多了个房贷。

　　我问刘艺，那燕郊的房子怎么办？他说：“房子？房子砸手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