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被删爆文《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

今天那篇《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火到一塌糊涂，有好几千人在打赏，刚才我想截屏，才发现被删了。

我拆解文章，从来不会说别人是在“带节奏”“贬卖情绪”，酸柠檬心理最要不得。就事说事，把是非、利害和价值的问题说透，这也就够了。

今天这篇文章能火，是有一定道理的——信息是丰富的，态度是鲜明的，用户是下沉的。

更何况，其中一些观点碎片，也有普适价值，能得到“清零派”“共存派”以及“迷茫派”的多方认同。

7、禁止任何抗疫形式主义，比如大规模核酸筛查，不是让你们在最短时间内比拼谁筛查的数量更多，却导致排队聚集时造成大规模传染；比如上面要求落地隔离14天，下面层层加码，隔离时间加倍，然后居委会的隔离时间又超级加倍，好像在玩斗地主一样。

11、禁止任何瞒报屏蔽行为，为什么会有人吐槽评论区是管控得最好的区，连抢不到菜的吐槽都不能说？如果你做得好，为什么会害怕民意？如果是担心境外势力误导舆论，请相信群众的火眼金睛可以掀出任何妖魔鬼怪，永远记住，民意宜疏不能堵，全国人民都在盯着。

很显然，这些观点碎片，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正义的。

或许正因为夹带了一些真言或批评，尽管这篇文章主体属于“野生国师”的“舔文”，很有技术、很会传播、极具说服力，但还是没活下来。

估计作者内心也很唏嘘，明明也是想全力助攻的，偏偏被当作是搞乌龙的。

这也是野生国师们的尴尬——舔就必须要舔它个彻彻底底。问题是，有的屁沟太深，他们也下不了嘴呀。

毕竟，不是谁都能练出胡锡进那种叼盘神功的。更何况，人家老胡那忍受打脸的功夫，堪称“脸部金钟罩”。

总之，《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这篇文章，既有爱国粉红思维，又有理中客话术，还有批判公知视角，属于全方位无死角三重门全覆盖的联合收割机。

当然，这篇文章也如卢氏胡氏周氏等文一样，在观点框架和学术逻辑上，存在诸多硬伤。

这方面，网上有不少针对性批评，很多也是从专业细节层面，点出了问题要害：

我无意于过多梳理类似上述的信息错误、逻辑混乱以及价值误导，这里只想说自己三点最基本的看法。

一、“国本之争”的说法，不止是不说人话，而且属于谬种流传。

众所周知，当代野生国师有两类：

一类是太低级肮脏型的，最极致的例子是“至道学宫”，说的多是美国做“人肉汉堡”的下作观点，内容下沉的用户，是专门给脑残愚昧也到极致的群体。

另一类是扛着一些大词概念，宏大铺陈到让人不明觉厉的。这一点，把“国运”挂在嘴上的卢克文算是经典代表。这类文章用户也很下沉，主要是关心时事的知识低层，但又找不到权威信息管道，缺乏理性思维模式。

今天传播甚广的《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就属于第二类文章的范式，算是巅峰之作。

 这个文章里面也有大量概念和理论的错误，问题极其严重。

兹事体大，我不便细究，免得被说是落井下石，故而，只说点基础常识。

仅举标题中“国本之争”四字来说吧。

只要有起码常识，都知道“国本之争”意思，那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太子之争。

不论是哪种史料还是注解，都把“国本之争”具体到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事情上来解释的。

关于这段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皇储争议政治事件，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查查。反正，那一场党争，直接逼退内阁首辅四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有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

真正懂历史判断的，都知道“国本之争”就是晚明最残酷的政治事件，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你们可以去查查，在今天这篇文章之前，有没有正规出版物或主流媒体这样用“国本之争”的？

绝对没有！原因很简单，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字面歧义问题，而是重大的内容错误和价值观错误。

说得直白点，这词不可乱用的词，如果用在主流话语体系里，那是犯某种大忌的。

这一点，其实也是野生国师们普遍的风险，因为缺乏足够智识——拍马屁经常拍到马腿，舔屁沟时舌头上不小心带钉子。

其实，仅就“国本”二字，也不妨也去查查，也都没有这种用法。某种话语体系，其实也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学问。

更何况，从逻辑上，把这个错误概念用在具有普遍的民意判断上，也是非愚即坏，那就是阶级斗争思维。

这方面，我就不展开了。你们可以结合内容，仔细品。

要知道，谈“清零”和“共存”的，很多都是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而此文中，却常常以“敌人”的进行归类。比如，作者这样说：

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掀出群众里的真正敌人，严打造谣传谣挑拨矛盾煽动网暴；

如此杀气腾腾，过了！

正因如此，这里我想引用一句加缪《鼠疫》里的话来总结：

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二、大疫之前，警惕那些空谈“国本”大词，没有民本思想的人。

在大疫面前，在民生难题已经成为强烈的SOS面前，空谈“国本”的“太子之争”，这是缺乏公共伦理的行为。

哪怕是退回到中国古代，在这种关口，多谈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不失为一种正当。

我很少愿意谈防疫政策和模式。不过，在之前写的《“清零”还是“躺平”，有时承认无知比着急表态更加理性》，我明确呼唤，不能只站自己利益立场来看待，而要有最大公约数意识：

  特别是在这个很多脑残连脑瘫都不如的社会，我笃定地深信，惟有政府善治，依法保护最大公约数的利益，才是解决一切公共管理危机的必由之路。

作为国家公民，我会积极履行防疫应尽的义务责任，一边配合防疫政策举措，一边行使监督的权利，来推动防疫走向更加科学文明。

我意思很明白，围绕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基于乌合之众的冲击，基于现代公共社会尚未形成，政府善治仍是当下防疫最重要的支撑。

其实，很多人最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清零”还是“共存”的模式之争。

一方面，人微言轻，这些话题普通人够不着；另一方面，不论是疫情本身还是防疫力量，大数据都是由政府掌握的，期待政府善治出效果才是根本。

绝大多数对防疫提出的问题，包括一些所谓负能量，也都不是在否认“动态清零”的政策。

而是希望能够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综合考虑。

这是因为，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相关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执行层面。

疫情中一些失范甚至作恶的小权力。吃不上菜，挨打挨骂现象频发，甚至到田间地头去粗暴对待没戴口罩的农民，这个都是没有民本思想的表现。

比起古代受限于王权天下的民本意识，现在国家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本身是民本思想的迭代升级。

这不仅要体现在立场理念上，更应展现在实践能力之上。

《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这篇文章，大谈异解的“国本”，却不讲具体的民本，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以民本思想为准绳，来看待上海防疫，才不会停留在口头上，才不会止步于观念环节，而会考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之所以要警惕那些空谈“国本”大词的人，他们媚权思维，往往正是建立在踩踏老百姓利益这个根本之上的。

三、是时候抛开“模式之争”，眼下最应正视的是疫情中“人性之争”。

一将功成万骨枯。很多人看待历史和现象，眼里永远只有那“一将之功”。但我不，我永远无法绕开“万骨之枯”。

是的，我受陀氏影响至深，一直把写作视为是在“人性的沙场”搏斗。

这些年，野生国师给国家社会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人性之殇”。他们的文章中，永远只有宏大的颂歌铺陈，而没有具体而微的人间悲欢。

看待疫情，基于当下的舆论场生态，我认为对普通人来说，更应该回归平民视角，以人性价值来进行尺量评判。

前两天，有一篇题为《求救》的刷屏文章，就因恶意举报被删。

而那名叫“职场人打卡日历”的微博博主，还为自己的罪恶丑行沾沾自喜，晒出了自己的战利品进行炫耀：

“反手就是一个举报”，面对这几个字，我眼前浮现的就是一个既猥琐又狰狞的邪恶面孔。

各位，他扼住的，其实就是很多人求生的喉咙呀！

只要有起码理性，都知道政府不是万能的，民间社会自救在当前，是极其重要的。

事实上，上海防疫，最不可低估的，就是上海社会互助和社区自救。

而“职场人打卡日历”，则以人性之恶，在毁拆着这样自救的堤坝。这种垃圾的存在，才是当前防疫面临的大敌。

几天前，我曾写过一篇《一只柯基被杀死在上海街头》，那个以防疫为旗号拍死柯基的，同样是需要先“做个人吧”的恶者。

政策再好，人性向恶，最终也还是一道无解命题。

从这个意义讲，比谈什么虚浮“国本之争”更重要的是，呼唤一场“人性之战”，以善良人性战争邪恶人性，才是当务之急。

疫情三年，我看过三次加缪《鼠疫》。不论是武汉，还是上海，很多人性问题，在我看来，也都在《鼠疫》中那座叫奥兰的城市上演过。

同样是在封闭的城市，同样是出行被突然限制，食物瞬间紧张，贸易旅游等各行业停转，各种谣言死起，城市陷入了无尽的恐慌和绝望。

小说的里厄医生、塔鲁、帕纳卢神父、格朗、科塔尔、记者朗贝尔，都在经受着一场人性的考验。

也许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怯弱有些自私的写作者缘故，这部书中的那个完成灵魂转身的记者朗贝尔，对我的触动最大。

鼠疫来临，朗贝尔是想出逃的，去见自己的爱人。只不过，老天与他开起了玩笑，他一直走不脱。

后来，看多了鼠疫中的各种黑暗与阴谋，他在爱情和博爱中，在人性善的力量驱动下，留在了奥兰，和大家一起战斗。

经过了“逃跑”“观望”“迎战”这三种状态的朗贝尔，最终活成一束光，照亮了别人。

所以，面对疫情，真心希望所有公共表达者的文章，也都能有一道人性之光。

在《鼠疫》里，也有大量荒谬、愚蠢、恐惧的社会现象，以及推卸责任、吃相难看、疯狂贪婪的罪恶者，包括卖假药的带货者。

疫情三年，很多人和事，在《鼠疫》里都能找到原型。如果表达自由，我真想写篇《对照记》，来进行一一比对，来预判他们的未来。

比如，其中人性极恶的科塔尔，就利用喝纯葡萄酒、含薄荷片之害的谣言，大捞黑心钱。这一点，是不是像当初那些贩卖或带货“双黄连”等之类的坏逼？

不论是加缪的《鼠疫》，还是现实的防疫，很多时候，也恰恰就是让人面对权力管理感到绝望的时候，人性成为把人拖上岸的最后那根稻草。

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评价加缪《鼠疫》时所说：

有一种加缪式的英雄主义，就是平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

不得不说，现实中有一种最悲哀的是，很多人宁愿迷醉于莫名其妙的“国本之争”，也不会去思考什么才是“民本问题”，不愿意去投入“人性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