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防疫何以至此？

　　“这种决策的自由度，只有当它不影响到全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容忍。

　　他这么问，隐含着一个前提：只要封得够严，“本应”迅速好转。照这个思路，确实无法理解，因为他没有考虑另一种可能：封控手段对这种新病毒已经无效、或效力有限了——就像你筑堤坝可以堵住水流，但却挡不住水汽。

　　上海这次防疫何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境地？现在回头来看，或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没错，不是没有人预料到疫情会爆发，现在很多人提到张文宏早在1月就提醒，要针对“疫情规模超出现在5倍或者10倍”做好预案。

　　然而，冷静下来想想，恐怕张文宏也没料到是现在这番情形，因为显而易见的，现在相比起上海此前两年里零星的感染病例，何止是5-10倍的规模？那是上千倍的海啸！

　　我当然并不比他更高明，出于对开放后病例暴增的隐忧，1月20日我写过一篇《上海能扛住吗？》，然而我得承认，当时我想的仍然是上海原有那套“精准防控”模式下如何更好、更快速地处理更多病例——换言之，是旧有模式的优化，而没有觉察到这套模式隐藏的问题。

　　“精准防控”是一种走钢丝般的微妙平衡，看上去简直完美地兼顾了多个目标：

　　快速、专业地控制本地疫情，几乎没有外溢；

　　医疗资源未被挤兑，没有次生灾害；

　　对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干扰最小化；

　　保障个体的权利。

　　更妙的是，“精准防控”虽然常被视为上海独有的模式，但其实也完全吻合“动态清零”的要求。直到4月5日，在外界看来上海的“精准防控”早成往事时，张伯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当前上海全市上下，全国上下都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就是坚持精准防控、动态清零”。

　　正因为当时做得太成功，上海的表现曾引来无数好评，以至于许多人都好奇一点：“上海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种平衡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小心谨慎，其实很容易颠覆。

　　专栏作家刘远举日前在一篇《疫情中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判断，并未过时》的文章里说：

　　政府能力也不是按照疫情来设计的，一旦压力越过一个阈值，政府能力跟不上，就会出现混乱。上海、吉林，西安都是如此。上海相关资源、能力、专业度、素质的冗余度当然会高一些，正是这些因素让上海应对德尔塔变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但当压力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时，也会被击溃，而击溃之后的混乱类似的。奥密克戎就是一个更高的压力。

　　在此可以看出，他认为本轮疫情的混乱，是因量变引发的压力暴增。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城市数据团”在《多强的封控政策，才能防住奥密克戎？》中估算，在同等的初始爆发条件和防控力度下，奥密克戎的感染力比此前的病毒高出5.82倍，因而目前看到唯一能确保清零的办法，“就是在第一例病例出现后，立刻采取全城封控”。

　　现在问题来了：这样一种做法，在国内其它地方或许有先例，却正是上海最为排斥的，并坚持到了最后一刻。3月27日晚宣布划江封控，但就在前一天，上海防疫专家吴凡仍对外宣称上海不能封城，而此时仅八天的无症状感染者就已超过了1万例。

　　也就是说，上海此前的模式，在决策优先级上，最看重的是保障这座超大城市的流动性和正常运转，基于此，在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局面下，以有限的资源来管理疫情不至失控。“精准防控”并不是因为上海多有钱，恰恰是因为没钱，深知自身的有限性，竭力避免总动员。

　　在3月1日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吴凡还说过，上海无症状感染者多，这“对个体是好事，对面上防控是巨大挑战”。这相当于委婉地承认：无症状是可自愈的轻微感染，对个体伤害不大，但尽管如此，当下却仍需要防控——甚至正因它毒性低而感染力强，“面上防控”变得更难了。

　　从后视镜来看，精准防控前期太成功也造成了后面的大溃败，因为你太成功就很难去放弃这个策略。

　　精准防控对付不了Omicron，即便没有华亭宾馆，上海也迟早会被攻陷。因为精准防控的前提是发现及时、快速甄别隔离、病毒感染力相对较低，流调跑在病毒传播前面，但Omicron的隐蔽性、感染力都极强，使得这些都落空了——如果发现时已经快速传播开了，那筛查密接是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即便可能，也已经失去意义了。

　　此时，防疫人员就陷入了两难：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完美地兼顾多个目标，而只能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结果了：他们起初还是最优先确保上海的开放流动，但随着感染人数指数级暴增，人力和医疗资源遭到挤兑，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行抗原自测、居家隔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治确诊病例和危重症。

　　然而，这就势必顾此失彼，无法实现所有阳性清零，也难以阻止外溢。此时就面临一个决断：要么全国各地陆续跟进上海的做法，要么是上海跟其它地方一样一刀切。结果是没有意外的。

　　事后有人说：“我们上海人本来都已经躺平了，又被全国人民硬生生扶起来。”语虽戏谑，但却一语道破真相。是不是“优等生”，每个人判断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疫情外溢，上海就无法单独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了，只能和全国步调一致。

　　如果决策过程是这样，那也表明，上海的防疫原本是着眼于本地视角、医学视角，但最终却正因此而导致翻船。因为他们在作出决策时，只考虑如何从医学上控制住本地疫情，并深信这是科学合理的，但却没有充分意识到一点：这种决策的自由度，只有当它不影响到全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容忍。

　　医学专家凭借其专业，在决策时可以相对灵活，一线医护人员面对病人也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像有些基层社区，只管执行，不管死活。然而，如果对专家的考核也是“一例阳性，全院停诊”，那么结果和社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专家的决策自由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存在，一旦“溢出”，就不是专家能说了算的了。当然，此前上海坚持不封城的最重要理由（“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不能封”）其实也是个政治判断，但这不如说是为了抬出来保全这种有限决策自由的。

　　前些天在一个群里，有朋友提到经济学家Thomas Sowell的名言：“当代价不由决策者承担时，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是容易的。”他原本是想说上海人吃的苦不值得，但讽刺的是，有人却将之理解为当初上海决策失误，导致外溢，而代价由外地来承受。实际上，更契合当下情形的，或许是这位经济学家的另一句名言：“最重要的决策是谁来做决策。”

　　上海模式失败了吗？眼下不得而知。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当下强硬的“动态清零”模式，其实和上海的“精准防控”一样，都基于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在3月28日之后，“全国驰援上海”的景象，说白了，就是上海资源不足，从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来加码。然而，全国的资源也同样有个限度。昨天还有个外地朋友跟我说，现在各地还能援助上海，要是哪天各地都爆发了，自顾不暇，谁来救？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在的做法相当于是上海走到一半，突然掉过头去重新再走一遍，“上海撑不住，全国来撑你”。然而，就算这次能撑住，仍然没有走出新路子。一旦全国都陷入上海当初的境地，那么可能还是不得不走上海走到一半的那条路。

　　假如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能争取到一点缓冲时间，可千万别再像之前，白白浪费了一年多窗口期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