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饥饿实验

       中国政府坚持“清零”防疫政策，丰衣足食的上海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时评人长平指出，饥饿是一种政治实验。欧美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中国利用疫情来控制社会。

　　"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这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的名著《饥饿与贫困》第一章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句常识性的判断可谓振聋发聩。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都一直在挨饿，但是他们深以为然的解释是"人口多、底子薄"和"三年自然灾害"。今天，历史从未如此形象生动地将这句话呈现在上海人面前。

　　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饥饿现象，但是还没有发生饥荒--这样说会让很多人认为，饥荒仅仅是指饥饿人群在数量上的升级。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者的定义中，饥荒是指一种政治行为的后果。在《饥荒与政治》里，法国学者、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西尔维·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说，饥荒是指整个群体的食物完全中断而无任何力量制止这个进程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判断某地是否发生饥荒，除了饥饿人群的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整个人群的食物中断是否能够得到制止。

　　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从武汉开始，先后在全中国20多个城市进行的封锁式疫情控制，是一场远离科学的政治实验。中国当局至今拒绝对病毒源头进行专业调查，也拒绝效果显著的西方疫苗，而坚持以规训人民为要义的"清零"政策，目的在于证明专制强于民主，也让丰衣足食时代的人们习惯传统控制模式。

　　"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在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大饥荒年代，由于通过剥削农村来保护城市的歧视政策，上海被饿死的人口所占比例是相对很小。这也成为一些上海人攒聚优越感的历史原因之一。其实，专制政权对上海的羞辱并不比其他地方晚到半步。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就首当其中，大批资本家痛不欲生，近千人跳楼自杀，其中就包括至今还是上海食品骄傲品牌的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

　　生理上的饥饿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正如今天上海发生的情况，作为政治行为结果的饥饿从来都伴随着权力的滥用。"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这是中国作家、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个章节中的小标题。他写道："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在这里，我只摘录其中和今天的"清零"运动极其相似的一些现象。1958年秋天，上海市奉贤县提出 "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屋烧掉，致使民众流离失所。

　　饥饿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

　　专制铁拳所到之处，无人可以幸免。但是，我列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加入这样的讨论：上海比其他地方更应该遭到嘲讽。让人忘记历史，误解现实，本身就是专制政权的惯用手段。各地的选材和途径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同样是强化殖民记忆，在上海可能是美好的民国遗风，在香港则是痛苦的英国压迫。但是，在阿马蒂亚·森的描述中，很多东西都是共同的，其中包括食物从来都是掌控在权力者手里，经由权力来分配。因此，阿马蒂亚·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这跟很多中国人理解的"吃好睡好、岁月静好"（意思是不管政治民主不民主）的幸福生活显然不一样。

　　在"清零"岁月里，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政治经济学者的断言：饥饿其实"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而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是对付部分民众的武器，用以否定若干社会群体的生存权--我们也不妨仔细想想中国政府所宣传的"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尔维·布吕内尔还写道：传统的饥荒通常被用来消灭政治当局厌恶的人群，或者制伏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们。她还说，今天的饥荒形式之一是 "被否饥荒"，否认饥荒的存在可以用来阻碍外部世界组织援助行动。

　　网络流传的"金句"之一："欧美防疫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防控只有胜利，没有结束。"这是因为，欧美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中国利用疫情来控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