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中国上海，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封锁区附近。Credit...Aly Song/Reuters
当今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很多方面有精神共通之处。它们都经历了经济上的飞跃和政治上的极权，都痛恨“美帝”，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民族复兴大业，把民族主义情绪和控制言论、打压异己当作实现大业的利器。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报记者萨布丽娜·塔弗尼斯2015年最后一次到访俄罗斯时，面对着眼前美丽繁荣的莫斯科发出的疑问，大概也适用于中国——“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在上海封城带来的民生危机中，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格外适时。
上海人经历的痛，单看社交媒体就能让人感同身受。一位老人向路人呼救、请求“哪个好心人帮我买点蛋”的视频让人百感交集；富裕阶层如“风投女王”徐新，也同样需要为了采买食物请人把她拉进微信面包团购群；而经济学家郎咸平年近百岁的母亲也因为等健康码耽误了救治而不幸辞世；方舱里的一些自闭症孩子只能靠注射镇静剂维持情绪稳定；一些隔离者则遭遇了暴风雨后临时板房里漏水停电。在严厉的封锁中，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似乎都在体验着同样的焦虑。很多镜头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反复问我，这些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它们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更艰难的是那些需要继续治疗的尿毒症和癌症患者，他们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甚至连最基本的止痛药都已经耗尽，在难以想象的疼痛中煎熬。因急病或重症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人已经成为一座座无声的墓碑，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间记录能在网络生存多久，毕竟，一篇篇记录求救信息和表达不满的网帖和文章已经埋葬在404网络坟场里——人们没有抗议的自由，但强大的审查机器有删帖的自由。如果没有出现极端情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对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来说，或许“自由”这个词很久都不会再被提及，中国居民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由于在疫情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防控得力，民众毕竟有正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但在威权国家，极端情况往往会随时随地从天而降。
对于之前曾经沉醉于莫斯科繁荣景象、放弃了抗争而转为从小事着手建设国家的俄罗斯自由派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异于当头一棒。时报的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说，“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
而在一直以富庶繁华著称的上海，对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享受着“稻米流脂粟米白”这种太平盛世小日子的中产阶级来说，封城之后的种种乱象又意味着什么呢？也不止是上海，时报科技专栏作家袁莉在其“新新世界”专栏写道，据经济学家估计，自从奥密克戎开始蔓延，全中国45个城市处于封城或半封城状态，受影响人口达到3.73亿。她将现在的“清零运动”与毛时代的“打麻雀”运动进行对比，指出像当年全国动员打麻雀间接导致农业歉收一样，中国的严苛抗疫政策也可能让所有人都遭殃。
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对时报说：“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在中国，仍然支持“动态清零”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当人们突然陷入吃了上顿没下顿、急病无法就医、随时可能被拉去方舱隔离的境况，意识到自己之前依赖的岁月静好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自己毫无发声抗议或走出家门的可能性，他们也许会想一想，长久以来自己牺牲了种种自由，难道只能换回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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