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防疫人员下跪 杭州教师讲述逃离上海凄惨经历

2022年5月1日，上海静安区封锁期间，从一个被封锁的大院的围栏看出去，街道上只有一辆警车。(Hector Retamal / AFP)

上海疫情爆发以来，发生各种次生灾难，引发民怨沸腾。孙思贤（化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杭州一所大学教书。他和妻子因为为疫情滞留上海48天。日前，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们逃回杭州的经历，为了救妻子，他甚至卑微地向防疫人员下跪。

到上海出差 被迫滞留48天

孙思贤和太太3月3日到上海出差，他们住在上海一小区的出租房。没想到碰上疫情，他所住的小区从3月13日开始全封闭，他们就没出来过。

孙思贤5月2日对记者表示，从3月13日以来，他申诉了十多次，最后上海方面说“你们跟杭州那边联系，如果他们愿意接收，你们就签一个疫情不结束不返回上海的承诺书，就可以让你走”。杭州这边的社区也同意了。

4月底，孙思贤在所住小区开了证明、签了承诺书。可是由于没有车，高铁票也很难抢，他表示，根本抢不到票，“我们回不去了，回不了杭州”。

孙思贤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在4月30日花了6000元人民币包租赁车回杭州。当时，他有得到杭州某社区防疫办的承诺，他们才敢从上海回杭州。

“它（防疫办）说在杭州任何一个高速路出口都可以下来，之后司机可以回上海，‘你们两人是疫区的危险分子，直接由我们统一安排拉到酒店隔离。’”他说。

但他们回到杭州一切都变了。“我们被阻断在高速出口处的防疫中心。工作人员说‘给你们两条路：一是让社区派车过来接你去酒店隔离；二是你从哪来回哪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跟上海签过协议了，不能再进上海了。”他说。

于是孙思贤马上跟社区联系，请社区派车来接他们。大概等了半小时，对方电话打来说：“我们没有这项服务内容，我们不负责接送，只负责隔离，你们自己想办法。”

孙思贤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说‘能不能让朋友开车来接我’，他说不行，‘你不能跟其他人接触’。”“我说‘不能让朋友来接我，你们又不来接，我能有什么办法’。对方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帮你解决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接着，孙思贤开始疯狂地拨打上级部门电话投诉，但所有的电话不是占线就是打不通。最后没办法，他拨打110，110把他们的诉求记下来了。但等了三个小时，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联系。

一直折腾到4月30日晚上10点半。当时下着雨，孙思贤夫妇带着一大堆行李，又没吃饭，饥肠辘辘，实在受不了了。“这样等下去肯定不行，我们可能被遣返回上海，毕竟这个身体也吃不消。”他说。

当时，孙思贤想乘别人的车、躲在后备箱里逃走。但没有司机敢接，因为他们是上海来的，万一被查到，司机也是犯法。

孙思贤开始走上逃亡之路

任何办法都行不通，孙思贤有逃亡的念头。他先观察周围地形，看到高速出口中间有护栏，护栏下面有缝隙可以钻过去。他说，“我只能这样做了，铤而走险，我爬到对面，一看不行，对面也是防疫部门，也有人，还是走不了。”

孙思贤回忆，“那时候吓坏了，我站起来就摔倒，一站起来就摔倒，后来就快速爬到高速路边滚下去，下面是一大片果园，果园有铁栅栏，也很高。那顾不得这么多，爬过铁栅栏，因为太高了，我现在身上都是伤，直接翻到对面泥地上，再站起来后一路狂奔，奔了一公里左右，发现安全了。”

这时，孙思贤先打电话叫网约车，再给妻子打电话。“我叫她不要担心，我会回来救她。我怕给网约车司机造成困惑，因为我毕竟是从上海来的，所以我坐在后面座位，一句话不说，我怕影响到他。”他说。

孙思贤坐着那个车回到小区，再给社区打电话。“我说我已经逃回来了，你们现在赶快想办法把我老婆接过来一起隔离。他（社区）还是说这句话：‘你回来了，那你就去隔离，你老婆我们没办法的。’”

当时，孙思贤很生气。“我说‘你不把我老婆接过来，我不接受隔离’。然后他说，‘你知道你是违法吗？你违法你知不知道后果？’我说‘我不怕’，我说‘你们今天不把我老婆接过来，我坚决不去隔离’。后来他们打电话过来要强制执行。”

孙思贤害怕他们暴力执法，他马上再打110，说明自己的状况。最后当地派出所跟防疫部门四个人过来跟他谈判，双方僵持了半个小时，他们才同意派车接他妻子。

“我说‘我要跟着你们一起去，我不放心’。然后再一起去高速路口把我老婆接上。大概到（5月1日）凌晨2点，我们才到达宾馆隔离（14+7）。”孙思贤说，“我太太肯定吓坏了，但是没办法，她只能在那边无助地等待。”

5月3日，记者致电杭州疾控中心，但电话没有人接。

为救妻子 孙思贤下跪了

为了救妻子，孙思贤还下跪了。“你知道吗？他们不肯，我还给他们跪下了。那时（4月30日）晚上11点多了，她一个人在那高速路口，那么多的行李，下着雨。多可怜，我怕她受不了，我为了她跪一下，我愿意，我没有其它办法，我知道这些王XX没有什么同情心，谈到后来他们不理我，我就跪在他们面前了。我一跪下之后，他们可能有点紧张，就说‘你跪干嘛？你先起来’，我说‘你不答应接我老婆，我跪死给你看了’，我说‘没办法了’。”

“我作为一个老师，也算一位有点脸面的人，卑微到这个程度。我心里很难受，一晚上没睡着。一方面自己觉得难受、委屈；第二方面，我们老百姓活得太委屈了，这个社会这样渎职，不把老百姓死活放在心上。我觉得我必须要发声。”他说。

随后孙思贤做了一个视频，叙述自己逃亡的经历，他非常伤心、痛苦。他表示，视频一发出来，有数十万播放量，有上万人评论点赞，但很快被下线屏蔽了。

孙思贤发声之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打电话劝他不要做这个事情。5月2日，当地警方也打电话威胁他。孙思贤说，“可能他们看到视频了，警察打电话给我，他要发一份告诫书给我，让我签字，警告了我。”

孙思贤表示，那份告诫书说他发布不实信息。“我说‘你没有任何调查凭什么说我是发不实消息’。他说，‘你签不签字？’我说‘我不签’。他说‘你不签，等着公安来抓你’。然后就走了。”

“如果我忍下去了——因为中国人已经学会忍气吞声，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忍，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呢？这个民族永远跪着站不起来，你说多么可怕。”孙思贤说。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经历了这件事之后，让孙思贤有强烈的感触。“我们有时也在助纣为虐，我们成为一个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人。现在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去维权，越爱我的人越反对，因为他们看得太明白了，都觉得斗不过他们（政府），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整个民族都这样想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只会‘歌功颂德’，只有一种声音。”

孙思贤表示，此次疫情，没想到上海出现那么多的丑闻。4月底那几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上海多地敲锣打鼓、敲盆抗议。其实这一次很多悲剧都是人祸，不是天灾。这个疫情不可避免，但人祸确实是增加老百姓的痛苦，这才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