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只是为了点缀，上海正在新疆化吗？

上海是中国光鲜亮丽的一面，那里有摩天大楼、装饰艺术风格的公寓和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巴黎购物，在日本京都闲逛。

新疆是中国黑暗的一面。新疆位处西部边境地区，面积是得克萨斯州的两倍，超过1000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住在那里，他们遭到大规模拘禁、宗教镇压以及侵入性数字和物理监控。

自4月以来，上海的2500万居民在全市范围内的严格封锁中浅尝了新疆的待遇。维吾尔人在检查站排队以证明他们不构成任何安全威胁，而在大流行中，上海市民多轮新冠核酸检测，以证明他们没有病毒。

许多上海居民的经历并不能与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所遭受的残酷暴力相提并论。但他们都是愚蠢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驱动这些政治运动的是偏执妄想、不安全感和过度专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实施严格的封锁，人们也许是第一次严肃地讨论，他们曾经有的一点点自由在大流行期间上交到政府手中后是否还能拿得回来。

“上海是一次社会管控的大演习，”关于新疆、西藏和监控话题的书籍作者王力雄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这个政权能管住上海这种复杂社会，管住中国也不会有问题。”

创作非虚构作品和科幻小说的王力雄自3月以来一直被封锁在上海。他害怕将来的中国比现在还要更加反乌托邦：一个监视每个人的数字极权主义政权，使每个社区就地成为集中营，并在未来的危机中以同样的铁腕控制社会，无论是战争、饥荒、气候灾难或经济崩溃。

在上海被封锁的地区，围栏被用来阻止人们外出。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上海一位退休记者在微信朋友圈上写道，他不害怕病毒。他更担心政府会保留封锁期间使用的所有社会管控机制，将人当成牲口和罪犯对待。

慕容雪村近日出版了关于武汉封城的新书《禁城》，他说，他和他的朋友几年前就谈到了中国其他地区变得更像新疆的风险。但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场新冠疫情大大帮了中共的忙。中共非常聪明地抓住机会无限度扩张自己的权力。”

上海封城与新疆镇压最显着的相似之处之一是当局使用的政治口号。在新疆，用于拘禁大量维吾尔人而重复出现的一条命令称“应收尽收”。在上海，政府用相同的四字口号“应收尽收”表明了将50万人送进隔离中心的决心。

新疆镇压和上海封城都是政治运动，只能通过执政的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来解释：尽一切努力实现领导层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毛的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为什么文革陷入了十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破坏，为什么独生子女政策给许多女性造成了创伤，让国家陷入了人口危机。每一次，领导层都动员整个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追逐一个目标。每一次，它都导致了一场灾难。

在新疆，“严打”运动将大约100万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因为政府认为这些人行为不轨，例如不喝酒、做礼拜或前往外国。他们被审问、殴打并被迫接受无休止的灌输。

去年，新疆达坂城的一个拘禁营。 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在上海，当局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送往临时隔离中心。一些人已经从感染中康复并且检测呈阴性，但这并不重要。他们是2个月大还是90岁也不重要。一些隔离中心的条件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难民营或古拉格。

两位年轻的专业人士通过在微信上发布播客、文章和照片记录了他们在隔离营遇到的一些老年人。他们遇到了一名无法使用便携式马桶的男性，他刚刚经历过一次中风，还有一名男性因药吃光了没有补充而失明，以及一名虚弱的95岁女性，人们不得不将她从公共汽车上抬到隔离中心。

这些老年人如果待在家里或医院得到适当的照顾，很可能会好得多。相反，因为政府下令“应收尽收”，他们最终被关进了隔离中心。

在新疆部署的社会管控机制将监控技术和基层组织结合起来，据学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称，随着上海和其他地方进行封锁，中国政府正在坚定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确实担心中国会变得更像新疆或朝鲜，”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说，她在新疆的镇压问题上做过大量研究。“从2013年开始观察习近平，”她谈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时说，“我认为新冠疫情控制几乎就像是深化镇压的里程碑。”

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手机上都有健康码，可以显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并决定他们的行动范围。一些人担心政府会保留这个系统，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使用。例如，政府可以把健康通行证变成安全通行证，标记出“麻烦制造者”，以限制其行动。

像新疆的穆斯林一样，上海等许多城市的人民在封城中失去了权利和法律的保护。

河北省北部一个城市的社区工作人员要求居民交出钥匙，以便从外面把他们锁起来，这一事件成了大新闻。在上海，居民检测呈阳性后，社区工作人员用消毒剂喷洒公寓内部，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消毒剂可以杀死新冠病毒。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微博帖子中，一名女性记录了一群警察如何破门而入，将她带到集中隔离点，尽管他们无法提供新冠病毒检测报告。根据她的帖子，数小时后她的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然而她已经在方舱里了。

南方城市深圳的一名律师告诉我，在居家隔离期间，他的公寓门前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今年一位邻居检测结果呈阳性后，他的公寓楼被锁住，这让他非常愤怒。他无能为力。他买了一架梯子，这样下次就能逃走了。

上海，摄于上个月。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一些律师和法律学者表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是明显违反法律的。北京法学教授赵宏写道：“法治的失序是一种远比生物学瘟疫更可怕的社会性瘟疫。”

领导层中没有人听得进去。他们也没有听取医学专家关于中国应该重新调整其清零政策的意见，因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比以前版本温和得多，尽管传染性更强。他们也不听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潜在衰退的担忧。许多带有专业观点的文章都遭到删除。

随着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失去权利，中产阶级经历了巨大的幻灭。

“这对中产阶级打击很大，”在上海长大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事务教授裴敏欣表示。“中产阶级一直感到这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像的现在发生了。”但他认为这可能是一次很生动的政治课。“自由这东西很怪的，你平时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那么宝贵，最后你没了之后你才知道那么宝贵。”

孙哲是上海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总监，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我都要考虑杜绝一切非必要消费。不想再努力工作。一切都是谎言，”他在自己经过认证的微博账户上写道。“以聪明、勤奋、幸运，得到的中产富裕体面人生，在轰轰烈烈的‘防疫’运动前，破碎了一地。”

“繁华也是为了点缀，”他还写道。“毕竟朝鲜也有豪华商场和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