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能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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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彪评论文章：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在全球大城市中，上海人均GDP2.7万美元，位列世界第10，人均财富位列世界第6。没有人会把上海与饥饿连在一起，直到最近，媒体和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封城之后的上海人挨饿或面临食品短缺的消息，“民主能不能当饭吃”的话题又被提了出来。

　　在共产党的宣传里，“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人生在世，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如果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权利的实现无从谈起”；吃饱饭比什么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重要多了。“民主不能当饭吃”，也是太阳花运动期间，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名言。

　　中国这套话术的背后，是故意地把吃饭、生存权、经济发展与民主自由对立起来，潜台词是：有了选举权、言论自由和多党制，就会削弱经济发展、吃饭就会成问题；在发展经济之前，不要谈什么民主。

　　那么民主和吃饭到底是什么关系？政治与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他们彼此影响、不断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有了极为丰富的讨论，这里只能结合中国的情况简单谈几点。

　　民主与经济发展大致是正相关的关系。根据世界银行、自由之家等机构的统计数据，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和石油丰富的国家，全是民主国家；人均GDP低于印度的50多个国家，几乎全是专制国家。全球民主指数最高的十几个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挪威、冰岛、芬兰、瑞典、丹麦、爱尔兰、台湾、瑞士、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等；而民主指数垫底的国家，除了石油国之外，几乎都是人均收入垫底的国家，如朝鲜、厄立特里亚、叙利亚，布隆迪、阿富汗、苏丹、中非、缅甸、委内瑞拉、津巴布韦。根据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等三项指标计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前30名除了新加坡外，全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而排在最后的5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实行自由民主制度。

　　有人津津乐道于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腾飞，比如新加坡、民主化之前的台湾和韩国、80年代之后的中国等，这是一种明显的采样错误，仅仅拿最成功的例子来得出“威权优于民主”这样可笑的结论。如果仅仅询问前往彩票兑奖处的人，彩票中奖率就是100%。更靠谱的比法，应是把专制国家的平均经济发展与民主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可以拿威权的韩国与极权的朝鲜相比，或者民主的韩国与不民主的朝鲜相比，这基本上控制了文化、人口、气候、地理环境等变量。目前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50多倍；预期寿命比朝鲜高10岁。我们也可以拿威权的台湾与毛时代的中国相比，或把统一前的东德和西德相比，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与深圳相比。显而易见，即使只看经济绩效而忽略人权和自由，“威权优于民主”也是颠倒黑白的说法。

　　民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背后并没有什么太高深的道理。民主制度下，人民拥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创业得到鼓励，财产得到保障，市场有法治规则，政治难以干涉企业，人们可以尽可能发挥创造力。民主体制下，人民有选票，政党有竞争，媒体有自由，政策可以体现民意，政府通过与民众不间断的对话来调整政策，避免非理性、反科学的决策造成的人为灾害。民主社会藏富于民，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自由公开的定期选举，可以极大地降低内战、政治骚乱和社会动荡，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安全、法治的环境也有利于吸引投资、交易、科技进步与企业创新。民主也有利于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校教育和医疗服务，从而提供了更高品质的人力资本。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实现的。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结论说，正是不民主导致了经济奇迹。而且，正如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一文中所说，中国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征地拆迁，冤狱丛生，官商勾结，腐败蔓延，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环境恶化，种族灭绝；是文字狱、防火墙、鬼城、豆腐渣工程、地沟油、毒奶粉、毒疫苗、癌症村。这种经济发展养肥了官商特权集团，增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控制能力。虽然无需否认有数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不可持续的，更是不值得骄傲和不应该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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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郭台铭的“民主不能当饭吃”，台湾总统蔡英文说， “新疆再教育营的民众、长期被监禁的刘晓波、无数被监控、随时被失踪的异议人士也有饭吃，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她还说，“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看看今天的上海以及十多个被封的城市，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更深了吧。

　　中共当局完全不顾科学和专家意见，实施极为严厉的清零政策，出现少数感染者就封村、封路、封区、封城。人们被严格控制在家里，甚至门窗都被焊死，居民楼被装上铁丝网，马路被割断，门市、物流被禁止，很多人连出门要饭的机会都没有。有的人被隔离在自己的卡车里，外面用铁丝层层缠住。很多婴儿、幼儿被强制与父母隔离。一些视频显示，春耕季节，农民被禁止出门种地；医院关门，急诊室关闭，救护车拒绝提供救助。非新冠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事件，层出不穷。

　　4月22日凌晨，上海静安区延长中路700号左右，一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不小心撞向路边，他的头狠狠撞向了路边的树干后倒在人行道上，鲜血直流。但120的救护车迟迟不来，一小时后，小哥死亡。上海市东方医院的护士周盛妮哮喘发作，但未能在她工作的医院急诊部得到救治，医院说因为消毒无法接诊，辗转跑了几家医院都因为疫情管控不收病人，急救机会被一再错过，最后不治身亡。我们也记得，疫情初期，湖北农民鄢小文因疑似感染新冠而被隔离，患脑瘫的大儿子鄢成被独自留在家中，17岁的鄢成因为无人照顾而饿死。我们也记得，2003年6月，未满三岁的女童李思怡独自被单身母亲反锁在家中，由于警察的玩忽职守而被活活饿死。根据最近的官方通报，一些新冠病人死于“营养不良”，大概是“死于饥饿”的好听的说法。按照中共的说法，连“生存”权都没有，吃饭更是无从谈起。

　　显然，上海和其他因清零运动而导致的饥饿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因为缺乏民主。民众没有选票，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对上级唯唯诺诺，对民众趾高气扬。习近平和中央高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清零政策，官员为了绩效考核而层层加码，再多的专家反对、再多的民怨沸腾也没用。没有反对党，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司法独立，党大于法，“大白”就像红卫兵一样无法无天。政府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对说真话的、批评政府的、发起抗议的，以各种专政手段进行威胁、消声和囚禁。网民批评中国政府种种极端的防疫措施说，“下定我的决心，不怕你的牺牲，你去排除万难，争取我的胜利。” 这形象地说明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没有民主制度，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就不会成为政治要维护的价值，而是沦为当权者的工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食物和饥饿问题与“自由、媒体和民主的问题”密不可分。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年）一书中写道：“世界历史上，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下，从未发生过饥荒。” 因为民主政府“必须赢得选举并面对公众批评，因此有强烈的动机采取措施来避免饥荒和其他灾难。”而发生的大饥荒，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而都是因为粮食分配不公。中国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高达2000万至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被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和平年代发生如此惨剧，根本原因当然是野蛮的共产党极权制度。最专制的朝鲜多次发生大饥荒，最严重的一次是1994到1999年，饿死人数在24万至350万之间。1932–1933年苏联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造成了5、6百万人饿死，Oleh Wolowyna教授的最新研究认为高达870万人。

　　中共经常宣传说，“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他们经常把批评者、反对者说成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真是逻辑混乱、无耻之尤。明明是老百姓、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明明是中国政府肆意剥夺纳税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明明是中共的邪恶政策导致数千万人活活饿死，明明是专制政权来砸老百姓的饭碗：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大饥荒、户口、城管、强拆、过度的封城封路，等等。

　　我在中国任教和做律师的时候，国保就经常威胁我说，“再不老实，就砸掉你的饭碗。”后来他们果然就把我从大学开除，并吊销了我的律师证。这种事情非常普遍，害怕丢饭碗也是绝大数人不敢反抗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记者和作家的最大监狱。共产党的逻辑一向是“不服从者不得食”，计划经济下，统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他们仍然能够用非法手段、专政手段控制人们的饭碗、夺走人们的生存手段。这也正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极权主义”的要义所在。即使孙大午这样身价百亿的企业家，只要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让他把牢底坐穿。

　　“民主不能当饭吃”的潜台词是，不能当饭吃的东西都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公平正义不能当饭吃；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权高于其他一切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其实是“养猪哲学”，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标准。正是在这样的流氓逻辑和养猪哲学的基础上，共产党和像李世默（Eric X. Li）这样的吹鼓手用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来论证专制优于民主，甚至论证天安门屠杀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实际上，正是那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比如信仰、人权、自由、正义、尊严。没有这些东西，人就几乎无异于酒囊饭袋、行尸走肉。如果只看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冷战时期的苏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在解决失业、减少贫困、增加福利方面效果显著，5年之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号称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会愿意生活在苏联和纳粹德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