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毅的“问题”——文革记忆

题记：我在采访一位“文革老人”时，他说，你采访晚了，有故事的人都死了，比方，和陈毅老总同学的丝绸专家钟启宇。这话令我怦然心动，激起我想了解钟先生的欲望。这时，一个收藏家为我提供了文革小报上钟先生的“交待”，有些模糊不清了，我做了一番勘误，另拟了题目，在此，公诸同好。也许，有些荒诞，但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就不足为奇了。

　　安东（丹东）是一座小城，依山临江，是一条夹在山水之间的狭长地带。城内多山，在丘陵山间的谷地上形成了大小的山溪，这些山溪自然汇入了鸭绿江。潮起潮落，年深日久，便形成了一道道的“潮沟”，也叫“江岔子”。于是，人们就把排出了九道沟。其中，八道沟享有“富八道”之称，因为有商铺、油坊、衙门，尤其柞蚕丝绸业，据载，1924年就有几十家柞蚕缫丝厂和十几家织绸厂，汽笛一响，一条马路上出现数万名工人上下工的壮观场景。而且，丝厂“义泰祥”的产品远销欧美客户，同时，受到了一个留法中国人的青睐——就读于里昂丝绸专科学校的钟启宇。

　　1949年之后，八道沟的“私营”都“改造”为“国营”了。但安东的柞蚕丝绸仍被看好，1955年成为元帅授勋时的礼服面料，1959年作为人大会堂窗帘以及联合国会议室窗帘用料。这些产品的出世，得力于留法丝绸工程师钟启宇的回归。

　　1968年8月，在八道沟的一所深宅大院里（辽宁省柞蚕丝绸工业公司），关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就是钟启宇，所蹲的班房就是“义泰祥”的账房。丝绸专家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

　　在被关押长达240余天的时间里，钟启宇除了“面壁”而外，就是接受“专政兵”的轮番审讯，同时，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已经相当于一本大部头的书了。

一

　　按照“专案组”给我列出的问题提纲，现交代如下——

　　关于“早期投靠陈毅”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个“伪命题”，不存在“投靠陈毅”。要说“投靠”，可以说是“投靠党”，或者说是“参加革命”。下面让我从头说起吧——

　　1902年，我出生于山东宁海州钟家沟屯。由于，年轻时受“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放弃了“作家梦”，眼睛盯上了柞蚕丝绸，而且，心里有了出国学习丝绸的愿望。但是，遭到家人的反对，要搞丝绸何必去“留洋”呢，得不偿失啊。但我这人犟，认准一条道，几头牛也拉不动我，无奈，父亲只好忍痛变卖了土地。于是，我上了北平中法大学，准备赴法留学，这是1925年。

　　当时，我住在东皇城根的一个小院（文华公寓），有八个人同院相居。恰巧，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陈毅也在这。由于，我要去法国，自然想了解那边的风俗人情，便常和陈毅聊天。陈毅为人热情，也喜欢文学，所以，有些相见恨晚之慨。他听说我要学丝绸，就鼓励我去里昂，因为，那是世界丝绸中心。陈毅还和我探讨用什么办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问题。对于所谓“工业救国”，他别有看法，启发我参加革命——走俄国人的道路。

　　其实，那时的陈毅已经加入了中共，以读书为掩护，搞地下工作，组织学生运动，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在陈毅的感召下，我也投入了学生运动的洪流。比如，我参加了“雪耻运动”的游行；冲进段执政府邸请愿；声援上海的四十万人天安门集会，这些活动都是在“五卅惨案”之后。最后一次，是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李大钊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

　　以上交待便是我的“早期活动”。如果查档案，可以发现在国民党北平翠花胡同党部的党员名册上，记载着我钟启宇的名字，我和陈毅同在一个党部活动。

二

　　关于和陈毅“南北呼应”的问题。

　　1956春，上边安排我当了市政协常委。转过年春天，又让我参加民盟，也是常委（主委），又提为政协副主席。还有些头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有一个——市科普协会副主席。就在这“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来了一场整风运动。而我作为“民主人士”被邀请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于是，在“鸣放”会上，我便给那些不懂丝绸技术瞎指挥的官僚提了几条点意见。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年秋天，我一下子从党的“座上宾”被踢下来，变成了“阶下囚”。党报点名我是丹东市“头号大右派”，连篇累牍的批判，不分昼夜的声讨。而且，我的说话权利被剥夺了，我要辩解那就是“放毒”，就是“反扑”……

　　以上，是我被打右派的简单经过。至于，揭发我由于被打右派而“耿耿于怀”，和陈毅“南北呼应”，发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满”，这未免牵强附会了。1961年，党已经给我“摘帽”了。1962年，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我也没资格去聆听，只是听朋友传说，陈毅在会上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而且，向大家深深地鞠躬。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心情舒畅，觉得陈毅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让知识人回到了人民当中，这没有什么“不满”的，再说了，我一介草民，怎么能和元帅“南北呼应”呢。

三

　　关于散发“反动传单”的问题。

　　陈老总讲话的这份传单，是我在街上拾到的，大概是1967年下半年。问我谁撒的传单，那上哪知道去，几乎每天大街小巷都有撒传单的，你管得着吗，你要敢问一句，那就要找“挨抽”了。我也不是散发，旁边有个人要看，我就给他了，是厂子里的谁也忘了。你们问我是不是这一张，我哪能记得住呢，你们在传单上画了红道道的，说是“反动”的话，照抄如下（《陈毅发表一篇特殊讲演始末》2006年第8期《党史纵横》作者涤生）——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个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我反复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来。所以，说我散发“反动传单”，是难以成立的。你们说我讲过“陈毅了不起”的话，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也不隐瞒对陈毅的好感，这是年轻时的印象，与眼下的传单无关。

四

　　关于“保陈小组”的问题。

　　你们说有人检举我成立了一个“地下保皇派组织”，叫什么“保陈小组”，在全国各地串联陈毅旧部的人，企图“死保陈毅”。这是无稽之谈，我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口号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竟敢成立保皇组织，岂非吃了豹子胆吗？虽然，我和陈毅历史上有过一段接触，且难以忘记，但对于戎马倥偬的人恐怕早已灰飞烟灭了。再说了，带领千军万马的陈毅，即便山穷水尽了，也无需我“保”啊！我算什么——泥人过河自身难保，怎么可能去保元帅呢？这实在是栽赃陷害，望专案组明察。

　　说我在群众中“传谣”：在一次批斗陈毅的大会上，陈忽然喊了一嗓子：请同志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3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全场哗然，甚至哈哈大笑。因为，《毛主席语录》272页也就到底了，没有273页。这个流传民间的笑话，几乎老幼皆知，并非是我的“传谣”。也并非你们说的“吹捧陈毅”，因为，陈毅那样位高权重的人物，还用我这样的“虾米”来“吹捧”吗？我既没有“传谣”，也没有“吹捧”。自从“因言获罪”被打了“右派”之后，我是噤若寒蝉。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

　　我总感觉“专案组”似乎高看我了，我天生就是一只蚕虫，除了吃叶吐丝，就是傻子。陈毅当年就说我：钟启宇，我要骂你了，你是个书呆子……（作者：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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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1、钟启宇先生的儿子钟国谦接受了作者的访谈，借此聊表谢意。

2、对于钟先生1925年留法，包括文章结尾陈毅的话，参阅吴文泮所著报告文学《沧桑赤子》（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