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因素都在促成一件事：西方投资逃离中国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个真理在中国开始显现。不断上升的成本、政府滥用政策，以及最近的COVID-19和战争制裁，促使日本和西方重新思考投资中国的风险。资金正在流向其它地方。北京将必须做出很大改变，才能让昔日的金钱和利润洪流恢复。

所有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评论都表明了一种和中国脱钩的倾向。在美国，国会似乎要通过立法，限制在中国的投资，特别是在那里的采购。这项立法可能已经姗姗来迟。很久以前，企业就已经几乎普遍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关系的担忧。

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会长约尔格‧伍特克（Joerg Wuttke）总结了美国和欧洲企业的普遍态度，他说：“中国作为最佳资源采购地点的信誉正在丧失。”

所有人都明确表示，以前的供应链形式必须改变。很少有人准备将业务撤出中国。尽管如此，几乎每个人似乎都愿意将新投资转移到其它地方，要么转移到亚洲其它新兴经济体，要么将其带回国内。

这种新做法最重要的近因是北京COVID “清零”政策产生的封锁和隔离。北京的顽固坚持使在中国的生产变得困难和昂贵，特别是运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出口。

Wuttke的小组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60%的西方利益集团预计今年收入将下降。大约一半的人抱怨说，北京的政策严重中断了关键投入品或成品的运输。这些企业中约有77%的人得出结论，仅北京的COVID清零政策就使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略微或显着降低。

有人可能会认为，乌克兰战争将使中国受益，因为战争使东欧这样的地方相对不那么具有投资吸引力。大约39%的受访企业同意，战争和制裁使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略高或明显增强。但大约32%的人表示恰恰相反，并指出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总而言之，至少在这方面，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似乎既不是帮助也不是障碍。

这些头条新闻里的问题并不是外企决定离开中国的所有原因。除了这些更基本的考虑之外，北京对专利和版权的态度不够诚实。在中国的外国企业，无论其总部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北京坚持要求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必须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而他们必须与它分享技术和商业秘密。这些外国利益集团也抱怨中国特工公然盗窃。大多数人都向自己的政府寻求补救措施。而他们的政府却无能为力。

2020年1月，当北京与川普政府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时，这方面的希望有所上升。在这份文件中，北京承诺简化外国公司对专利和其它此类盗窃行为提出投诉的程序。但那以后，很明显，北京无意兑现这一承诺。事实上，中共一家法院最近裁定，不能就此类问题起诉中国公司。

北京在其它方面也采取了荒谬的行为。最近，由于一些外交上的小事，它威胁要停止向美国和其它国家运送稀土元素。几年前，它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过去，北京还突然改变过贸易政策，有时只是为了应对暂时性的问题。

这种任意和不可预测的举动对贸易伙伴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例如，北京对澳大利亚贸易征收巨额关税，仅仅是因为堪培拉追查有关COVID起源的问题。这种惩罚性政策的实施往往很快过去，但并非总是如此。然而，即使痛苦是短暂的，它也会阻止西方继续与中国建立关系。

最基本的问题是工资和成本。外国投资在中国的最大吸引力之一是获得纪律严明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工资正在超过世界其它地区。例如，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约10.5%，是美国和欧洲工资增长速度的两倍多，比大多数其它亚洲国家更快。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和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超过中国，但差距不再像以前那样巨大，而且正在迅速缩小。与其它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低成本的吸引力。越南早已从中国吸引了大部分廉价的鞋子和服装的制造，出口到欧洲和美国。COVID减缓了中国的工资增长，但这不会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封锁增加了运输成本。

这种影响的结合可能还没有达到西方和日本企业切断中国现有安排的地步。但正如受访者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现实促使外国企业将其新的投资工作转移到其它更便宜、麻烦更少的地区。从这种描述，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中国的地位不会有大的动摇，这可能会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安慰。然而，这样的结论误解了商业的性质。

任何商业的焦点都遵循新的投资。即使外资没有从中国撤军，这篇文章所描述的趋势也会减少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在全球贸易和商业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