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巴黎倍甜 所以众生皆苦？

　　上海市场监督局最近给一家叫做巴黎贝甜的面包店开出罚单，陈列的违法事实是它在今年四月卖了三天西点套餐，购买者是巴黎贝甜培训中心周边的小区居民，属于在未经批准地点从事食品生产，违反食安法，一共售货5.8万元，课以十倍罚款58万元。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巴黎贝甜没有回应这起罚款。从市监局提供的资料信息，面包店认罚，承诺改正，态度很顺从。然而是次罚款事件公开后，上海市监局受到猛烈批判，民众不认同它的违法认定，不接受它的罚款，并用购买行动支持巴黎贝甜。

　　上海市监局面对汹涌舆论，放出话来，辩解说罚款已近是按最低标准，目前尚在行政复议期，巴黎贝甜可以提出复议云云。即使有舆论撑腰，巴黎贝甜恐怕也不敢与之一争。但在舆论层面，已有众声沸腾，要求市监局无条件撤销罚款，归还58万元给良心商家。

　　要理解惩罚巴黎贝甜引起的众怒，一是要回到一条线索中，那就是近期披露了多个畸重的行政处罚案例，张季鸾老乡的榆林小贩卖几斤芹菜被罚6.6万元，大庆土豆商贩1.2元进价土豆卖2元被罚30万元，巴黎贝甜的罚单被合并同类项，指向井喷的敛财式执法。

　　在定性这类罚款性质时，民众搜集了众多材料，来巩固自己的逻辑推断：地方在失去土地财政的应援后，财源断崖式下降，而支出的存量部分丝毫不减，临时增量部分深不见底。财政恐慌之下，行政执法队四处出击，开启了所谓“打秋风”执法模式。

　　在人们心照不宣的看法中，榆林、大庆、上海这类差异巨大的城市正因为同样的困境而走向某种一致的解决之道。体制内在为自身的荣辱而努力，这种努力的锋芒无远弗届，不可避免地加诸民众。在罚款人的“品尝”下，巴黎“倍”甜，而众生皆苦。

　　理解巴黎贝甜事件的另外一支线索，是它激活的一个关于法律的讨论，追究它的法治成色。有法律工作者慷慨直言，上海市监局以食品安全法作为58万元的处罚依据，却违背了上位法的行政处罚法原则，巴黎贝甜没有违法故意，情节轻微及时改正，应该免于处罚。

　　在巴黎贝甜被处罚一事上向市监局喊话，对大众普法，前者没有正面回应，后者则不以为然。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将这起罚款事件理解为法律问题，尽管带有藏拙的苦心在内，却也无异于对牛弹琴——他们拒绝纠缠法律辨析，他们相信这件事不是法律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及其被顽固坚持的情况下，巴黎贝甜被处罚一事的重要性有所升华，从上海的个案被抬举为评判疫政时代法治真相的典型事例。巴黎贝甜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的人道帮扶，无意中令它成为揭开新冠秩序某些关键面向的“特使”。

　　在这种新冠秩序中，疫政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与力度拥抱权力；法制工作者与疫政执行者合二为一，其中原本的弱者受到强者的吸引，而强者早已进化为更强悍者。这些人所壮大的队伍，与权力日夜结合，反复挫败人们用法治平衡自由度的信心。

　　如果他们是市监局，有人就得是巴黎贝甜，就得是芹菜或土豆的小贩；如果有人掌握游戏规则，有人就得准备当输家；如果有人是万物的治愈者，有人就得破碎并万念俱灰；如果有人代表荣耀，有人就得是那羞耻者；如果他们凭借法律，就无法与之争。

　　这就是某些人心有苦衷，对巴黎贝甜的“法律之争”不屑一顾的原因。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方只能在一个剧情中循环不已，在重建的过去中被迫接近历史的旧角色，而对方却能在多个层次中积极构建全面防御，你能想象接下来的事情吗？

　　成都静默，叠加停电、天旱诸多极沉重的不利，今日再有地震来袭。众人惶然，城市一隅升起一个巨大拷问：被居家隔离人，若在震时闯出门去，属于违法行为吗？巴黎贝甜事件引发凌厉追问，成都凭地震承接，闻者心田有万马奔腾，毕竟法治/法制之辨颠倒众生。

　　最后还有一个无法展开的东西，人们寻找附近的巴黎贝甜，用消费表达支持的立场，与“野蛮消费”鸿星尔克一事有何异同？如果这两种消费行动同时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一个更能代表现实的本质？如果读者有意，欢迎留言告知，以飨另外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