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保北京”：多地强化疫情封控，引爆民怨

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官员们采取了几乎全面的封控措施，并罕见地承认他们未能将新冠疫情控制住。在北部的内蒙古，当局保证要“全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政府取消了航班，将愤怒的游客困在了机场。

中国新增感染数创下一个月来的新高，使国内为中共即将举行的一个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在这次会议上，预计习近平将扩大他的权力，继续掌权。省级和地方官员作出保证，不让新冠病毒的传播“蔓延”到会议地点北京。

过去一周，在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日均新增感染病例增加了一倍多，周五达到了约1400例。以全球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仍属极低水平。但中国当局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确保定于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加强了许多人认为已经过分的限制。一些地区和城市采取了封控措施，并进行强制性的全员病毒检测和隔离，数百万人的生活被扰乱，民众怨声载道。

当局仍在坚持“清零”政策，尽管这样做已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代价。随着习近平希望把遏制新冠病毒的成功作为中国威权体制优越性的标志，他将清零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并且把支持清零政策与支持中共联系起来。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略“几乎是一场对习近平个人表忠诚的政治运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兼职教授林和立说。“这让地方官员们更加焦虑，因为他们都想继续得到习近平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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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人数的激增。尽管卫生官员呼吁人们非必要不出行，许多人还是涌向了热门旅游景点。现在，由于航班和列车被取消，他们被困在外地。

对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来说，封控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食品和药品短缺在这些地区是常见现象，导致居民到社交媒体上抱怨和求助。

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一再突破中国的严格控制。新疆官员被迫承认他们在遏制传播上的失误导致了新冠病毒从该地区扩散到了其他省份和主要城市，包括北京。

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刘苏社本周承认，这个有2200万人口的地区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说，一些官员有松懈麻痹思想，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遏制感染。刘苏社还表示，有些措施，比如强制性全员检测，甚至可能是病毒传播的原因之一，一些核酸采样人员由于防护不当自己也被感染。

新疆已在周二事实上禁止了居民和游客离开当地，停止了所有从新疆发车的列车和长途汽车，并停飞了大部分航班。但这种封锁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上个月，新疆伊宁市的居民曾在长达数周的封控期间涌上社交媒体平台，请求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包括卫生巾和药品。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以及试图控制疫情的政策执行混乱，迫使当地官员承认了失误。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尤其是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上海和几周前的西藏，这些问题已引发了人们对严格措施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的愤怒。

在西南省份云南，愤怒的游客在微博上发泄他们对于航班临时取消、被迫滞留西双版纳机场的愤怒。西双版纳州卫生部门在周二加强了限制措施，导致大多数人无法离开。

网上分享的一些视频显示，机场里有手持枪只和防暴盾牌、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安保人员或警察。武器的出现引发了冲突，导致恼怒的游客大喊：“你们的枪指着谁？”《纽约时报》无法独立核实这些视频的真实性。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视频大多已被审查，但仍在Twitter上广为流传。记者周五曾多次给西双版纳机场打电话，但无人接听。

自称位于云南被封控地区的网友在微博上抱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许多人写道，由于大多数超市暂停营业，他们担心买不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些被困的游客组成了自助小组，方便获取信息。

内蒙古上周五通报的确诊病例已飙升到近700例，是中国各个省份中最高的，而一周前的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官员们接到指示，在防止感染上要采取“杀鸡用牛刀”的力度。“以快制快，防止扩散、外溢，尤其不能外溢到北京，”官方对这次会议的报道称。那之后，内蒙古的几个市县被封控。

过度措施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常态。在有“中国夏威夷”之称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周一发现了仅两例感染病例后，有关部门就下令进行全员病毒检测。海南岛曾在今年8月对热门旅游城市三亚进行过封控，最近才从那次导致了数万名游客滞留的封控中恢复过来。

公众对封控的愤怒有时会达到不同寻常的高度，包括上个月在南方城市贵阳，一辆将居民转运到隔离设施的大巴发生车祸，造成27人死亡。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病毒防控措施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是否比病毒本身更大的争论非常激烈。

官员们在防疫资金和人员配备方面已经捉襟见肘。在许多相对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吃紧，尤其是在他们寻求进行强制性全员病毒检测的时候，那意味着每隔几天就要给上百万人做一次检测。

“很简单，不少地方已精疲力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所有这些人都已在第一线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有些地方的激励措施正在开始减弱，有些地方政府的资金正在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