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官方推迟宣布李文亮医生去世（外四篇）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一、纽约时报：李文亮医生的最后时刻

疫情之下，我们首先失去的是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2021年2月，CDT收录了一篇微信文章《资浅记者 | 纪念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周年》，作者写到：

尽管官家宣布他去世的时间是2020年2月7 日凌晨2点58分，但在我的认知里，在我们于他的抢救现场所见所闻，于多个渠道的采访中，我坚持认为，李医生在2020 年2月6日晚上，就已经不幸离开了人世。

2022年10月6日，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发布了一份视觉调查《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其调查结果有许多惊人的发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李医生的去世时间早于官方公布的时间。该报调查记者团队历时超过一年，翻阅多份关键资料，采访了一位他临终时在场的同事和多位医学专家，终于还原了李文亮人生的最后39天。

纽约时报调查的网站截图

在李医生因患新冠住院之前，他因为在微信群中提醒朋友有新病毒传播，受到警方训诫。当时，医院领导要求他写一封自我批评的反思信，而该调查记者团队拿到了这份重要文件的内容。对于李医生做错了什么，信中的第一条是：“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

“2月6日晚上7点20分左右，李文亮心脏骤停”。据B医生回忆，2小时后他到达现场，医院领导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 (ECMO)，因为他们需要向公众展示他们有多努力抢救李医生，但是现场的医生都认为这已经太迟了。B医生还说到，“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曾在疫情初期发出预警却遭到训诫的李文亮医生

最后，纽约时报调查团队发现，官方公布的李医生死亡时间互相矛盾还可能不真实。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官媒《生命时报》在当晚即2月6日，10点40分称，李医生于晚上9点30分去世，随后这条信息被删除。第二天7日凌晨4点，医院官方宣布李文亮死于7日凌晨2点58分，原因是心电图“呈直线反应”。但是，纽约时报调查发现，病情资料的心脏彩超报告，显示6日晚9点10分左右李医生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当事人B医生则说，“我觉得李文亮医生在2月6号9点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

纽约时报的调查还提供了大量细节，欢迎读者阅读原文：《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

二、中国媒体过去10年发生了什么？不明白播客采访江雪和张洁平

不明白播客10月2日发布了对知名媒体人江雪和张洁平的采访 ，以一问一答的谈话形式，回忆了习近平上台这十年，中国媒体是如何被一步步打压，走到了今天这个万马齐喑的地步的。

不明白播客logo，图片来自其官方平台

江雪是中国著名记者，曾任《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2022年在西安封城期间，她因为写作封城日记《长安十日》而被网友所熟知。张洁平则是香港知名媒体人，《阳光时务周刊》前执行主编，端传媒和网络平台Matters的联合创始人，曾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 (SOPA) 多项新闻奖项和2010年年度记者。

江雪，图片来自网络

在播客的一开始，江雪和张洁平分别介绍了，2012年领导人换届的时候，她们在做什么。江雪当时在负责西北一家报纸的评论部，希望“通过评论版来实现公民发声、公民表达”，并回忆了2012年还算宽松的政治氛围。张洁平当时在做港媒的驻京记者，也有着相似的感受，认为不仅政治氛围宽松，外媒也都说“中国要往宪政改革的路上走“。令她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只有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非常坚定地认为习近平不是改革派。

张洁平，CDT资料图片

之后，她们回忆了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及其黄金时代。大约90年代开始，中国媒体开始走向市场化。这些媒体为了在市场上生存，往往需要关注民生并有公信力。因此，在为民发声的同时，“很多市场化媒体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并认为那段时间是媒体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谈到审查制度的时候，她们认为虽然当局对媒体一直存在审查，但是2012年之前，对“市场化媒体“普遍采用“事后审查制度”。虽然，这一制度也在严厉打压媒体的新闻自由，但是仍然有报道的空间，并且整体的氛围都是媒体在努力突破中共画下的红线。甚至张洁平回忆道，很多内地媒体突破不了的“天花板”，往往就会找香港记者去写一个案例。比如，当大陆拆迁的时候，就会找香港人如何通过社区抗争“保留街道”的案例。

然而，两位记者不约而同地回忆道，“《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有一个标志性意义”，从那开始，一切都变了。当时广东的宣传部长篡改《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大多数媒体同行都感到很气愤。在这之后，中共当局变本加厉，进一步压缩新闻自由的空间。以前的“事后审查”也变成了“事前审查”。十年来，中共对媒体的打压越来越没有底线。张洁平则进一步认为这一事件有个另外的意义，就是中国自由派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分道扬镳。她提到“《炎黄春秋》、党校一些比较开明的教授、市场化媒体、很多个人的媒体人跟知识分子，形成了所谓的体制内跟体制外的开明力量的联盟”，“然而从这一事件之后，这个联盟彻底倒掉了”。

南方周末，CDT资料图片

2012年习近平上台到现在，两人都认为中共当局不再给媒体“开口子”了，大环境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状态。然而，虽然审查制度下媒体已冷，但是媒体人的热血难凉。从2020年武汉疫情开始，财新等媒体和张展、陈秋实等独立公民记者还是冲到了第一线，为公众获取真相。然而，两个人也都表示，这些情况更像是中共反应不及，绝非是新闻自由。对于当下的审查制度，两人用了一个广告词去形容，叫做“专治各种不服”，表示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已经到了无所有不用其极的地步。

在专题的结尾，江雪和张洁平也分别推荐了几本书给读者。江雪提到的是，经典名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而张洁平则推荐了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和《战火中国》。其中，在谈到《爱的艺术》这本书时，她说道：“我觉得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另一方面，“关系是最小单位的民主”。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不明白播客：一起探寻真理与答案

三、闻库：立场新闻的旧文再读——支联会的战役

《闻库》是一个保存香港记忆的网站，由“一群希望保留香港历史的香港人”创建，记录的对象是香港两大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

闻库，图片来自其官网

支联会的战役是立场新闻于2021年6月1日发表的一篇专题文章，写在支联会解散的前三个月。这篇专题记录了香港支联会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

支联会的成立是源于1989年的六四学运，香港市民为了表达对学生的支持成立了支联会。“支联会的全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包含“爱国”二字”，“1989 年5 月21 日香港百万人游行后，支联会在暴风雨后的晴天诞生”。为了守护集体记忆，该组织由司徒华等香港爱国民主派元老创立，“以建设民主中国为长远目标“。从此以后的30年来，每年六月四日这天，支联会都会在香港举办六四游行和维园烛光集会，无论刮风下雨，从未中断。

每年的活动都有数万香港市民参加，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也是最后一次维园烛光集会，估计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最初的支联会，不分政治光谱，甚至包括《大公报》和《文汇报》等著名左派的力量，当然，最后大家还是会分道扬镳。

在2013年之前，支联会是典型的爱国民主派，有着一种独特的“港式爱国”，即爱人民、爱国家而不爱中共。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时，“何俊仁与一班民主党成员在日本驻港领事馆门外纪念”，认为民主派才是真正的爱国，而共产党则是祸害国家。

然而，随着香港本土思潮兴起，支联会的“爱国”思想也被批评为“大中华胶”。2013年其集会主题“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引发了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内的多方批评。“2014 年，雨伞运动爆发，本土思潮兴起……有本土派另起炉灶在尖沙咀办六四集会”。2015年支联会为了回应本土诉求，取消唱《中国梦》，改唱《撑起雨伞》。时至今日，邹幸彤等新一代支联会常委，依然坦言在“香港人还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内部存在好大分歧。

历届支联会六四主题，图片来自闻库转载立场新闻

最后，在面对中共步步紧逼，无情打压之下，一切民主派内部的理念之争仿佛失去了意义。“超脱身份认同，超越理念分歧”成了港版国安法之后的共识。本土派学生领袖袁德智发表文章《我曾杯葛支联会六四集会但今年我决定会悼念六四》，呼吁大家放下认同、派系、世代和理念之争，共同追求民主自由。

此外，本周值得关注的报告还有，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the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的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和马修·博斯韦尔（MATTHEW BOSWELL）发表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当局对庞大的农村人口的歧视政策，将会影响中国经济成长。与一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不同，两位专家聚焦在中国农村人口上，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与“清零政策”，监管打击和高负债等问题同等重要。其中，还特别强调对于中国的贫困人口来说，近几年，因为物价上涨，他们的工资实际上在下降。

该文章的网站截图

文章指中国的城乡户口政策在世界上几乎闻所未闻，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有约8亿人持有农村户口，这导致中国仍有70% 以上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大多数人每月收入，低于世界银行为中国等中高收入国家制定的贫困线。曾经，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是中国“世界工厂”的重要支柱。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中国开始向高收入、高技能经济转型。但是，一方面，中国当局缺乏向农村教育提供应有的支持，导致中国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最终，这将会拖累中国的经济转型。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发布一份报告，指中国通过“大外宣”，来影响所罗门群岛对中国的民意。这种“信息操控”可以用来支持中共的政治目标、破坏所罗门群岛和美澳等外国伙伴的关系。

该报告封面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多份类似的报告，这些报告无一例外地得出结论，中共近年来通过多个渠道操纵“海外大外宣”，妄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