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头换面之后的香港为何不会成功？

刚刚向全球重新开放的香港，仍然四处张贴着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海报：“一个新时代。稳定。繁荣。机遇。”这些目标中的第一个——“稳定”已经实现，代价高昂。另外两个目标、尤其是最后一个目标“机遇”的前景仍然渺茫。

香港过去一周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一场银行家峰会，吸引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首席执行官苏德巍(David Solomon)和瑞银集团(UBS Group, UBS)董事长Colm Kelleher等人参加。这些活动旨在庆祝香港政府自设的入境隔离措施最终取消，同时修复几年来的严格抗疫政策和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打压政治反对派所造成的声誉损失。

尽管期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几位感染新冠的高管在最后一刻缺席以及来自美国议员的批评之声，但这次峰会基本上进展顺利。几乎没有人怀疑，对于寻求海外股本融资的中国企业来说，香港仍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停靠港，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市场等其他途径正日益被切断或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但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香港的经济前景看起来都很黯淡，最近的政策公告和经济数据也没有起到什么安抚作用。上周出炉的数据显示，香港经济第三季度同比萎缩4.5%。自2019年末以来，由于政治不稳定、新的香港国安全法颁布、高房价和严格的防疫政策等因素导致一些居民离开香港，香港人口减少了20多万。香港国安全法将大多数形式有意义的异见定性为犯罪；从流行病学角度看，香港的防疫政策很多时候未必正确。自2019年末以来，唯一实现大幅增长的主要行业是金融业。

而香港金融业正面临一些重大威胁，尤其明显的是人才流失、未来美国可能实施的制裁以及在香港国安法推出和中国加强控制后外界对香港法治看法的恶化。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0月份发表的就职后首份施政报告呼应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观点，这个表述暗示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报告中还表示要推进全新的“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在社区层面推广一致和正确的法治信息。这一表态不太可能缓解外国企业及其雇员的担忧。

与此同时，香港在亚洲的长期竞争对手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企业纠纷的首选仲裁中心，而且新加坡在财富管理行业也构成了有力的竞争。2021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长16%，达到5.4万亿新加坡元，合3.9万亿美元。香港的资产管理规模仅增长2%，不过4.6万亿美元的总规模仍比新加坡大得多。许多富有的中国人或其他担心中国政府深远影响的人未来似乎可能越来越多地会将资产存放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但香港的真正问题在金融业之外。虽然有一些传言，但中国实际上仍然处于封闭状态，这意味着香港航空和零售业的严重不利局面可能至少还会持续一年。过去数年来，香港作为贸易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已遭到该地区其他港口的侵蚀。香港几乎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制造能力，高企的房价和研发投资长期低迷使得香港对于科技行业创业者而言是一个很难落脚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不属于银行业的人士来说，他们究竟如何谋生？

关于香港另一个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可负担住房问题，政府提议在未来五年迅速增加公共住房建设。甚至在李家超出任行政长官之前就有迹象表明，香港政府终于要采取更果断行动解决这个问题了。根据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的数据，香港在2022年第一季度建成超过11,000套公租房，为2016年以来最多，是上年同期的四倍多。

但香港要解决可负担住房问题的难度很大。由于多年来香港在公有住房方面投资不足、低利率以及2008年后内地对香港的投资浪潮，香港住房价格已达到高不可攀的价位。根据官方数据，香港2022年6月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09年高出约55%。不过，香港的房价则比2009年高出148%。受此影响，根据房地产机构中原地产(Centaline)的数据，以最优惠利率房贷付款占家庭收入比例衡量的香港住房购买力比率已从2008年中期的35%左右升至2022年的55%左右。这还是在过去三年香港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

如果香港能成功解决住房问题，很可能既要归功于新住房投资，也要归功于移民潮——换句话说，这是因为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认为他们在香港已没有未来。这是一种成功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但并不是很多地方想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