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之二──开放

江泽民时代的第二个关键字是“开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在共产党国家前所未有，因此他深知是“摸著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江泽民定下心来走改革开放之路。腐败篇已经谈过经济改革如何用腐败作驱动力，逐步消解了计划经济，形成市场化的商品经济，这一过程当中，“开放”功不可没。

这个“开放”，是以经济开放为主，辅之以文化、人员交流。在国际社会中，江泽民时代始终恪守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与国际接轨”原则。

引进外资由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但因陈云的反对——陈认为对外资开放再度将中国变成了外国的殖民地，这个过程伴随著种种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看来最好笑的莫过于“商品经济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直到1983年9月才正式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20年废止），为港台日韩资本与中国各种实体合资提供法律依据。这部中外合资法与1986年4月出台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合称“外资三法”，是江泽民时期引进外资的主要法律规定，直到2000年才做大的修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1年，外商在华投资进入逐步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最大的成就是：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当作解放思想，除了制造业有几千万、几亿美元的大专案之外但在这一时期，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制造业巨头，例如通用汽车，西门子、摩托罗拉、IBM等纷纷进入中国；服务业如商品零售、外贸企业、外资银行都有“试点式开放”，与1980年代初来华投资的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相比，是个大的突破。

这段时期有个小的插曲：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政府著手治理经济过热，一年之后通胀未降下来，找原因时发现只有外来投资翻了一番，于是外资立刻成“众矢之的”，被认为是引发通胀、衝击民族经济，吞没民族品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罪魁祸首”。这就有了第一次外资大争论，当时的《经济日报》很大的版面都是抨击外资。某次国务院18个部委开会，只有2个部委支持引进外资，其他16个都持反对态度。这种激烈的争论一下就把外资势头打落下去。所幸主张开放的邓小平比反对开放的陈云多活了两年，陈于1995年4月去世，邓于1997年2月去世。有了邓的加持，江泽民的对外开放坚持下来，待江成为中共真正的掌门人之后，多年媳妇熬成婆，才算有了自主权。

中国入世是对外开放的最高华章 

中国加入WTO，是个非常複杂的过程。但从中国1983年複关谈判，直到2001年才获成功，得益于克林顿的大力推动，克林顿本人对江泽民的开放型性格很有好感。 

WTO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1947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曾是创始国。1983年1月，中国国务院做出决定，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到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複关”申请，此后，中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複关”谈判历程，未获结果。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谈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为期9天的访问中，江泽民先后去了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等7个城市。在夏威夷访问期间，江泽民与当地土著跳草裙舞，用吉他自弹自唱《夏威夷，你好！》等，让美国公众感到亲切随和，也让克林顿心生好感。 

2000年8月11日，美国名主持人华莱士主持的《新闻60分》采访江泽民。对华莱士的几个挑战性问题，例如怎麽看待“美国是世界和平威胁者”、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否误炸，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文和的间谍案、中美关係等等，江泽民的回答都算得体，华莱士本人对江留下相当不错的印象：“江非常有趣，他很健谈，能敞开心扉，并不是我们想像中典型的独裁者”，这个采访节目给美国公众尤其是政界、传媒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克林顿后来曾当面告诉江泽民，说这个节目让江泽民迷倒了美国公众。

2001年3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比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克林顿总统为担忧者解忧的钥匙是让中国加入WTO：“WTO将使中国朝著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这番讲话为中国加入WTO扫除了顾虑，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初加入了WTO。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江泽民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两张进入国际社会的高分值门票。

社会开放：美国对华援助专案与NGO进驻中国

季辛吉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调子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中法律交流开始运作，许多外国NGO和基金会已全面介入支援中国立法建设、司法培训、法律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项目，中国官员依靠外国政府和组织资助安排“学习之旅“，到海外学习法律和法律体系。但这都属于“接触、合作”范围，直到克林顿时期才进入“合作、影响”阶段， 在1997年10月-11月江泽民受邀访美期间第一次中美峰会上的首次会面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其中第一次出现“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係”这样的辞句。这次会晤中，克林顿与江约定，将向中国提供为期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并在1998年6月第二次美中峰会上正式确定。

美国对华法律援助专案真正实施期限是2002-2010财政年度，资金总额达1.535亿美元。援助资金指定用于促进民主、治理、人权、独立媒体和法治；与中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的美国NGO和教育机构是资金的主要获得者，NED则将资金提供给中国国内及国外从事人权或其它改革专案的小型NGO。

克林顿认为，让中国加入WTO将使中国朝著正确的方向前进。（美联社）

对华法律援助项目当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维权律师为核心的维权运动的出现。维琪百科写得很清楚：“维权运动是指于2000年后在中国大陆的一群经过第三国组织的律师及学者，为维护其人权和公民自由权等各种权利所进行的一系列法律和社会行动”——这个“第三国”指的就是美国，直到2015年709事件发生，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在中国活跃了十馀年，对在社会公众中普及维权意识起了较大作用——江泽民开启的对外文化交流，终收种瓜得豆之效。

江于2002年卸任，中国进入胡温时期。2006年中国开始了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舆论围剿，中央党校《学习时报》8月发表“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是其中代表作。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从那以后，外国在华NGO活动受限，只有环保、健康卫生类还能活动。

不少国人怀念江泽民，是因为他的两位后任对内强硬递增，对外开放日减。尤其是习近平第二任期内发生了中美贸易战，从那以后，关于习近平要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流言不绝于缕。从古到今，改革者都必须依靠一头，比如清理上层腐败整顿吏治时，要依靠民意，得与民休息，采取宽政。但习近平两头不靠，对内，在整顿吏治反腐的同时，还要打击异议与不同意见，加强社会控制；力反颜色革命，将江胡两代进入中国的约7000家外国NGO赶出中国。对外，不再韬光养晦，抛弃“与国际接轨”的姿态，明言要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这样的作为，将中共官僚集团与富豪群体、知识份子及异议江湖、外部势力这三方掌握话语权的势力全都得罪光了，国内自然怀念“长者”，美国则怀念邓小平时代（江时代有7年附骥于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