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揭疫情下真实景象 中共面临政治灾难

近日，资深驻华记者撰文说，中国的疫情大流行应被视为一场中共的政治灾难，这场危机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目前中国人对中共政治体制及其宣传的可信度降到从未见过的水平。

2022年12月30日，在中国东北部城市唐山的同仁医院，患有Covid-19的病人躺在床上，周围是陪护家人。(Noel Celis / AFP)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日前在《外交政策》撰文说，北京是一个自做自受的COVID-19“受害者”，但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北京不可能再像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时代，通过造假把士兵渲染成“受害者”。

在政府突然和无计划地放弃严格的检疫和测试规则之后，即使是中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的医院也已经被挤爆了。各地药店货架上所有与发烧和感冒症状有关的药品都被抢购一空。在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可获得的COVID-19处方药，如Paxlovid，几乎不可能找到；即使有，也要花上好大一笔钱。救护服务因大量的紧急呼叫而瘫痪。昼夜运转的火葬场都无法跟上死者激增的数量。

“中国的COVID-19危机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傅好文说，“中国COVID-19灾难的真实景象是，曾经自信和似乎不可动摇的（中共）政治制度（已无法立足）”。

中共选择的不是摆脱疫情大流行的做法

三年前，中共官方对COVID-19的早期应对策略是，对大城市甚至整个周边区域进行非常规的封锁，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众都认为，此举太过“粗暴甚至野蛮”。这一最初的阶段被称为清零政策，随后，增加了大规模核酸测试，“其性质变得越来越痴迷，甚至是侵入性”。

傅好文表示，显然这不是摆脱疫情的办法。对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稍有基本了解的人都清楚，一旦限制措施被取消，COVID-19将在中国传播，就像它在世界其它地区一样。

漫长的封锁试验和无休止的强制核酸检测及跟踪应用程序推迟了病毒来袭的日子，但现在等来的是Omicron及其亚变体，可能不那么致命，但传染性更强，对存在基础病的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与死亡代价。

中国没有引进外国制造的mRNA疫苗，而是追求本土疫苗的突破。后来，它对COVID-19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如Paxlovid，也没有广泛进口、生产或销售，因为它们源自西方。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后，北京才购置有限数量的Paxlovid分派给存在庞大需求的居民，造成畸高的黑市交易。

傅好文说：“由于自豪感，或者说是（中共）国家领导人不断向公众鼓吹的根深蒂固但愚蠢的民族主义意识……中国的统治者经常僵化地坚持要有本土的解决方案，甚至是别人早已解决的问题。”

前美国国务院首席对华政策顾问余茂春推文说，中共党国这些举措是因为痴迷于“抓住COVID大流行的机会，美化其自诩的伟大，弥补其在国内的政治不安全感和国外的地缘政治偏执”。

百姓不再信任中共的粗暴宣传

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共都在利用这场疫情对内进行粗暴宣传，称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在生病，而中国没有。这些宣传想要传达，西方的麻烦证明了中国制度是优越的，中共是人民福利的最佳监护人。

在大部分时间里，COVID-19确诊病例不多，却让公众排队打针，然后再打更多的针。但是中国人对国产疫苗的质量缺乏信心。

傅好文表示，这让外界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灾难的本质，即目前的情况是中共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共既要当国家的基石，又要高于国家，问题的症结是老百姓是否还信任共产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12月29日）在推特上宣称，“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这一言论遭到推特中外网民的集体抨击，连平时常见的水军和小粉红都不肯为华春莹发声。

此外，在COVID-19死亡人数上，面对大量的公众传闻证据，中共政府仍坚称，几乎没有人因这场森林火灾般的疾病传播而死。诸如此类的闹剧不胜枚举。

直到12月初中共180度改变清零政策，中国公众一直被淹没在各种宣传中，为什么必须实行清零，为什么需要接受无休止的核酸检测，甚至允许大白入侵他们的家。即使是现在，北京的宣传工具们也没能对政府的转弯做出一个好的解释，更不敢发声明承认高层犯了严重错误。

中共官媒新华社周五（30日）刊发了中共中央政法委29日全体会议的新闻通讯稿，称会议强调，“近三年来，中国疫情防控大政方针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现在，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网民回应说：“‘完全正确’那你忽然转个180度的弯干嘛？”

“目前的危机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傅好文在文中提及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他表示，中共通过纯粹的捏造掩盖了事实，将那场学生的和平抗议推给“外国敌对势力”，更为了达到效果，在电视上连续几天播放士兵在医院的治疗画面以及被烧焦的军车残骸，把士兵渲染成受害者、而不是学生。

“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目前的危机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已经等了很久才到来。”

在中国生活、旅行和工作的二十多年中，他从未见过民众对北京及其宣传信息的可信度下降到如此程度。

傅好文说：“尽管北京仍在不遗余力地进行信息控制，但现在人们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网络、从各种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渠道。

“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否能持续下去，这是个大问题。中共是否只能以大量中国人才外流和中产阶级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来保持控制？”他质问说。

傅好文表示，未来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前沿问题。“党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真相？它能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它能允许自己的公民（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提出多少批评？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党国习惯性地打着无所不能的幌子，从不犯错，不接受独立思考，这一点变得从未有过的糟糕。”

“中国的疫情大流行应该被视为一场政治灾难，而不是公共卫生灾难。”他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