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3日发表文章，公开指“健康码”在郑州储户抗议遭强赋红码事件中被滥用，并主张COVID-19降为“乙类乙管”后，健康码的合法性已不存在，应该彻底退场。
澎湃新闻3日刊出赵宏以“新冠『乙类乙管』之后，健康码还有必要存在吗？”为题的文章指出，在2022年12月13日中国官方宣布正式下线“行程码”时，“健康码”的存废就不断被提起。而健康码使用频率显然比行程码更高，早已成为疫情3年来人们的“新型身分标识”。
文章提到，最初因为防疫需要，健康码在信息蒐集上几无任何阻力，公众也表现得相当配合。但表现出的“无差别全员蒐集、实时蒐集、事无巨细、易跨平台複製转移认证、可长期保存”的特点，却又隐藏着个人隐私泄露和被数据监控的巨大风险。
这篇文章直指，在防疫的特殊需要下，健康码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上，常常未能获得严格遵守。像是先前患者确诊后，官方会公布确诊前一段时间内的全部行踪轨迹，却使患者私生活图像被彻底曝光在大众视线之下，甚至招致他人肆意描摹和无端攻击，令人感叹彷彿就是在监控下“裸奔”。
文章更指出，“包括政府在内”的数据蒐集者更容易“滥用数据”，也更容易根据数据结果“对人群进行数据操纵”。
典型事例就是2022年6月发生在河南郑州的储户抗议被强赋红码事件，不仅彻底超出防疫目的，更极大毁损了个人对政府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的信赖。而地方政府动辄对全域居民赋红黄码，还增加“弹窗”设置，更成为“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典型代表。
这篇文章提到，在优化防疫新10条执行下，加上疫情蔓延，众人纷纷被感染，但只要不进行核酸检测，健康码却继续显示为绿码。这说明健康码已不再能作为个人健康状况的表徵。加上COVID-19被降为“乙类乙管”，在防控手段的存废和转型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健康码。
文章主张，除了“疫苗接种信息”可能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依据外，健康码的“历史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且伴随中国政府对防疫已从应急管理转向常态化管理，健康码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础已不复存在，因此也应和行程码一样从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同时，健康码退出时，所蒐集的个人信息也必须被彻底删除。
文章最后说，乐见未来健康码、核酸码、场所码都从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退场。毕竟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人生不能任由符码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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